熊绎居丹阳与辟在荆山的探讨
楚子熊绎的封地在什么地方，《史记•楚世家》说他“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左传•昭公十二年》说他“辟在荆山”（今湖北南漳）。两说并存了两千多年。《史记》和《左传》都是我国最权威的史书，人们不必怀疑其真实性。但两部典籍会不会发生一点记载上的矛盾，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关键是二说有没有实质性的矛盾？若能使两说并为一说，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了便于阅读，笔者把《左传•昭公十二年》的那段文字译成白话引述于后：
鲁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30年），隆冬季节，楚灵王率师狩猎于州来（今安徽凤台），继而屯兵颍尾（今安徽颍上），令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五位军政官员率师包围徐城（今安徽泗县），借以威胁吴国。灵王亲率大军进驻乾溪（今安徽亳州），声援围徐楚军。时天降雨雪，灵王头上戴着秦国人留下的裘皮绒帽，身上披着锦衣鹤氅，脚上穿着豹皮长靴，骑着高头大马，挥动丈二长鞭，出没于军营和山野丛林之中。臣析父紧紧地跟随着他。
一天晚上，右尹（楚国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列国的相国）子革要求会见楚灵王，灵王在军营接见了他。灵王摘下王冠，放下鞭子，对子革说：“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与齐太公的儿子吕、卫康叔的儿子牟、晋侯燮父、鲁公伯禽共同侍奉周康王，康王分封四国为公侯，还加封玉鼎，惟独我们的先王只封个子爵，没有加封玉鼎的分。今天，我想派人去见周天子，要他赏给我玉鼎，周天子肯给我吗？”
子革回答说：“周天子给不给大王玉鼎，这可很难说。想当年，我们的先王熊绎，去荆山拓荒辟野。我们驾着柴车，穿着破旧的衣裳去到那个地方，栖身在草莽之中。我们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去朝见天子。我们那个地方太贫困了，什么土特产都没有，拿什么孝敬天子呀！我们用桃树枝做成弓，用荆棘条做成箭，以此进献给天子，难道我们还没尽心尽力，还对不起他吗？周天子为什么将玉鼎赏给四国公侯，不是他们有功德，而是因为齐侯是他父亲的舅舅，晋、鲁、卫侯是他母亲的弟弟，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这个故事很生动，颇能打动人心。但细细地研读这段文字，联系其他文献进行连贯的思索，会发现许多疑点：
疑点一，司马迁撰《史记》，资料是很多的。《太史公自序》号称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他撰写的《史记•楚世家》，在记述楚灵王的事迹时，引述了《左传•昭公十二年》的那段文字，难道他没有发觉“居丹阳”和“辟在荆山”的矛盾？
疑点二，荆山既然是楚子熊绎拓荒辟野、创建楚国的地方，为什么从熊绎始封至熊通僭号称王，数百年来，荆山却不是楚国的地盘，而在卢国境内。莫敖（楚国最高军事长官）屈瑕与罗（今湖北宜城）卢（今湖北南漳）两军对垒，遭罗、卢两军夹击，楚军大败，屈瑕逃到荒谷上吊自杀？
疑点三，《左传•昭公十二年》讲述的周康王分封玉鼎给四国公侯的故事，已经过去了500年，楚灵王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忽然对右尹子革提起这件往事，什么原因点燃了这个具有爆炸性事件的导火索？
疑点四，荆山是个古老的、载诸史册的地名，但右尹子革口中的荆山，是泛指呢，还是具体所指？
疑点五，为什么《史记》之后，汉、晋以来，班固、郭璞、袁山松、郦道元、顾野王、李泰、李贤、殴阳询、李吉甫、王象之等一大批著作家，连篇累牍地认为熊绎始封在丹阳，丹阳遗址在秭归；认为辟在荆山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
为了破解这些疑点，我们首先认识一下那位楚灵王。
楚灵王名熊围，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熊侣的孙子，楚共王熊审的儿子，楚康王熊招的弟弟，楚郏敖熊员的叔父，公元前540年即位。他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风流国君，在位期间筑了一座豪华的离宫章华台。他喜欢听音乐，看长袖舞，更喜欢丰乳细腰的女子。但他并不沉溺于酒色。他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和铁的手腕。他的祖父楚庄王为楚国开创了3000里江山，他的父亲楚共王、哥哥楚康王、侄子楚郏敖共在位50年，却无多大作为。他置楚国的典章制度和后人的指责唾骂于不顾，悍然绞杀侄子郏敖自立为楚灵王。沿用先王的老臣伍举为智囊人物。
楚灵王三年（前538年）六月，灵王凭借楚国的实力，效法先君楚成王与齐桓公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的先例，邀请各路诸侯在楚国的申城（今河南南阳）会晤。虽然遭到晋、宋、鲁、卫四国诸侯的抵制，盟约还是签下来了。灵王喜形于色，当年七月便率盟军征伐吴国，将吴城朱方（今江苏丹徒）围得水泄不通。八月，盟军攻克朱方，杀死吴将庆封。八年（前533年），灵王派楚公子弃疾率师灭陈（今河南淮阳）。十年（前531年），灵王召蔡侯入楚，用酒将他灌醉后杀掉，派公子弃疾定蔡（今河南新蔡），封为陈蔡公。十一年（前530年），灵王派荡侯等五人伐徐，以强大的攻势威胁吴国，于是发生了与右尹子革的那段谈话。
《史记•楚世家》在引述《左传•昭公十二年》那段文字时，只漏了一个“御”字：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
细品左氏原文，这次谈话是楚灵王首先提出来的。他这时自恃楚国的强大，从50里封地发展到3000里江山，似乎还不能满足他对疆土的欲望，他想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吴（今江苏）、越（今浙江）夺过来。去州来狩猎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意图在于试探吴国的虚实。想起周天子对楚国的不公正待遇，他窝着一肚子火。天子亲戚的封爵都比楚子高，还一个二个的加封玉鼎。楚子称王后，周天子拒不承认，直到楚成王时，周天子害怕楚国的强势发展，进而威胁中原，才承认了楚国的王位，要求楚王平定“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这说明，周天子是个欺软怕硬的无能之辈。于是，他想派人去见周天子，要他加封玉鼎。
子革是个很机灵的人。他祖籍郑国，原名子然，入楚后官至右尹，更名子革。他摸透了楚灵王的心事，句句话拨动灵王的神经。他首先颂扬楚先王的功德，应该加封玉鼎而得不到封赏，使灵王胸中的怒火愈烧愈烈。继而揭露周康王为什么给四国公侯加封玉鼎，因为他们有难以割舍的裙带关系，非亲非故的臣子想得到封赏，恐怕没那么容易，借以激起灵王对周天子的愤懑，放开手脚做他想做的事情。
子革的这番话是在楚国的东部边境乾溪说的。《尚书•禹贡》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九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名》认为：荆州“取荆山之名”。后汉李巡解释：“汉南其气燥刚，秉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这说明，荆山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荆山孕育了一个荆族，荆族缔造了一个荆州，荆州成就了一个楚国。楚人的先王熊绎应该是北方人，从西北封到南方，与荆族融为一体，进而统治了荆族，使荆族演变为荆楚。乾溪当时虽然属楚，但其地理位置属于古扬州。楚灵王与右尹子革在乾溪的对话，谈的是有关周天子和楚国发展的大事，语气非常大。所述荆山即荆州的代称，是与扬州相对而言。为什么说熊绎“辟在荆山”，不说“辟在荆州”，因为熊绎始封时处于荒无人烟的草莽、山林，而州则是人烟密集的都市、邑镇。在右尹子革的谈话里，荆山与荆州同义，是个广义的地域概念，是大而言之，是泛指，不是一个狭义的、具体的地名。故司马迁认为熊绎“居丹阳”与“辟在荆山”并不矛盾，毫不犹豫地将两种说法写进同一部书的同一篇文献《楚世家》。
读者也许会问，《左传》比《史记》的成书年代至少早300年，应该更接近史实。人们相信左丘明，还是相信司马迁？这要用一些事实来说明。
第一，同样出于左丘明的手笔，《左传》在记述楚史的时候，也有若干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如鲁桓公十三年（前699年），楚莫敖屈瑕与周边国家交战的时候，荆山属于卢国而不属于楚国。楚人与荆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荆人顽强地保卫着自己的国土，荆山成为荆楚对抗的战场。荆人联合罗国打败了楚人，使楚武王扩大疆土的野心未能得逞。待到楚文王的时代，楚人才征服了荆山。历史似乎这样表明，不是熊绎早年辟在荆山，而是楚人后来征服了荆山。熊绎辟在荆山只是右尹子革口中的一句话，是在时隔荆楚大战169年、楚人灭荆大约150年之后提出来的，而楚人征服荆山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如果熊绎早年辟在荆山，此后数百年来，谁把楚国赶到其他地方去了呢？历史会承认这种“如果”吗？再如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左氏借子革之口，又说“熊绎辟在荆山”。这时候的荆山属于楚国了，应该是楚文王攻占了荆山，与“熊绎辟在荆山”不是一回事，时间差了几百年。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吗？
第二，司马迁撰《史记》，据《左传》，但不照抄《左传》，他要按自己的独特见解写书。他在撰写《楚世家》时，开篇便对《左传•昭公十二年》的那段文字作了三处改动：一是将熊绎“辟在荆山”改为“居丹阳”；二是将齐太公的儿子吕、卫康叔的儿子牟、晋侯燮父、鲁公伯禽四国公侯由“并事康王”改为“俱事成王”；三是将那位与楚灵王谈话的人由右尹子革改为臣析父。第一处改动的根据待考，但司马迁肯定有他的根据。他身为西汉史官，奉汉武帝之命修史，广征博采，没有根据不会贸然下笔。第二处改动经与《齐太公世家》、《卫康叔世家》、《晋世家》和《鲁周公世家》对照，特别是与左氏原文“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作印证，说明司马迁的改动是正确的。四国与楚子熊绎均为周成王所封，其爵位和待遇却大不相同。第三处改动更具挑战性。虽然《史记》注家认为是司马迁之误，笔者以为这恰恰是司马迁的个性。左氏写得很清楚，楚灵王去楚国的东部边境打猎，随行是臣析父，并不见右尹子革同行。按常理，国王外出打猎，右尹在宫廷主持朝政，是合乎事体的。谁知到了乾溪，子革忽然冒了出来，与楚灵王说了那番话。这太突然了，叫人难以置信，因为前述不是子革。再说，两人谈的是几百年前的一件事，并不是新闻，子革没有必要从郢都赶去报告。司马迁将子革改为析父，是正误，不是错误；是有意而为之，使那段文字的逻辑关系更严密，不愿原文照抄，将《左传》的矛盾留在《史记》里。
第三，关于丹阳的地理位置，司马迁虽然没有说，后世学者的著述，如班固《汉书•地理志》、郭璞《山海经注》、袁山松《宜都山川记》、郦道元《水经注》、顾野王《舆地志》、李泰《括地志》、李贤《〈后汉书•南蛮列传〉注》、欧阳询《艺文类聚》、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王象之《舆地纪胜》等，都坚定地选择了秭归。这些作者都是大学问家，以治学严谨而闻名于世。他们都有独立的见解，绝不会盲从。有人甚至亲临实地考察，所记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历史既然这样青睐秭归，秭归则以其灵秀的山川，承载着3000年来的历史沧桑；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着色彩斑斓的古老文明，回报历史对这片土地的厚爱：
--秭归为后世留下了一处古丹阳遗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此城遗址在今归州与香溪之间的鲢鱼山。1981年4月，湖北省博物馆对鲢鱼山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遗址因千年沧桑遭到严重破坏。经考古工作者试掘，出土文物有几片方凿卜骨和陶器，纹饰为细密绳纹、S型纹和圆圈形印纹、弦纹，为楚国陶器的纹饰特点。
--秭归为今人保留了一段楚王城残垣。此城俗称江南丹阳，地名锁龙坪，坪上有石雕龙头楚王井，井水从龙嘴中潺潺流出，坪上人赖以为食。《水经注》记述说：“江水又东径一城北。其城凭岭作固，二百一十步，夹溪临谷，据山枕江，北对丹阳城。”此城西垣南端城垣保存较好，长约60米、高5.5米、厚5米。经探查为三次筑成。上部为条石砌成，中部为夯筑城垣，为汉、晋以后至明代所筑；下部为时代不明的夯筑城垣，包含物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夹砂红陶、黑陶片。要准确地判明此城的年代，需要做进一步地发掘工作。
--秭归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秭归境内有朝天嘴、官庄坪、龚家大沟、柳林碛、乔家坝等古文化遗址20多处，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珍品有越王勾践剑、巴式戈、矛、剑和甬钟，战国铜敦、虎钮于等。秭归县屈原纪念馆有馆藏文物上千件。先秦文物绝大多数为楚人的器物。《水经注》记述秭归：“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矣。”
--秭归孕育了一个庞大的熊氏家族和屈氏家族。从熊绎始封丹阳和公子瑕食采于屈到今天，熊氏家族在秭归生活了3000年，屈氏家族在秭归生活了2700年。三峡工程移民外迁，秭归共迁出熊、屈二姓人口1 300人（不含异姓配偶）。2008年底，秭归还聚居着熊、屈二姓人口12 146人（不含异姓配偶），占全县总人口的3.1％。其中：熊姓7 003人，屈姓5 143人。
关于熊绎居丹阳与辟在荆山这两种说法，历史的天平似乎倾向于居丹阳。关于丹阳的地理位置，历来也有多种说法。经历史与现状、文字与实物相互证明，以秭归一说最为可信。秭归以其独特的风采，从3000年前走到今天，不是离丹阳愈去愈远，而是距丹阳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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