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武大从1893年建校，到现在已然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百年的风霜成全了百年的武大，不妨让我们来看看那个被定格于多年前的老武大吧。

老武大之一：老校址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现在的复兴路）创办自强学堂，这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1902年，自强学堂迁至武昌东厂口，改名为方言学堂，这里便是武大的老校址。之后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校址都在这里。到1932年迁址珞珈山，武大在这里办学长达30年之久。

　　东厂口因位于阅马场的东边而得名，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和省图书馆一带。随着武汉建设的开展，东厂口已经成为一个消失的老地名了。

　　那武大又是怎么迁到现在的珞珈山和东湖一带呢？这个说起来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1927年12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国民党反动军警勒令解散，校产交由湘鄂临时政府暂管，导致整个武汉出现了大学的“真空”。为解决这个问题，1928年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刘树杞提议在武昌重办一所大学。

　　1928年7月，大学院（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决定在原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国立武汉大学，委任刘树杞为代理校长，同时令武汉大学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并指定李四光为委员长，麦焕章、王星拱、叶雅各（兼秘书）、刘树杞为委员，负责在武昌郊外勘查新校址，建设新校舍。后来，武汉政治分会又指令加派张知本、胡宗铎、白志鲲、张难先、石瑛、王世杰为委员。

　　李四光在一次筹备委员会议上提出，东厂口的校址逼仄简陋，无法发展，需要在武昌的郊外另选一个新的校址，建设新的校舍。其他筹备委员纷纷表示支持，但对于新的校址选在何处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这时，在座的农学家叶雅各向李四光建议说：“我考察过武昌东湖一带的农林状况，认为那里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惟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李四光一听，立马决定与叶雅各亲往考察该地。现在武汉大学校内有一座李四光骑驴选校址的塑像，所纪念的就是这件事。

　　当时的珞珈山还不叫此名，而是叫罗家山。后来是由时任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将其换成了非常诗意的“珞珈山”。此地一直比较荒凉，只在南山腰有一个小尼姑庵，西山脚有一个小居民点，其他的地方都是杂草丛生，坟冢累累，但是对于建设高校却是一个极佳的位置，可以通过天然的地形为校园的建设提供了安静的环境和自然人文交相辉映的景观。

　　校址选好之后，李四光和叶雅各又前往上海邀请美国著名建筑工程师开尔斯来珞珈山考察。开尔斯察看后，连声称道：“这里确实是极好的校址！在山上建学校，为有更多的地方建校舍，就要推平一些山坡，然后再把推下来的土就近推入山谷，这些推下来的土可以再加利用，在山谷里堆出一个很大的操场，然后在操场旁边再建设校舍，这样一个美丽而有气魄的大学就建成了。”但是新校舍的建设过程却不像开尔斯设想的那样顺利。

　　最初武大提出要在珞珈山上建设新校区时，湖北省政府当局认为新校区占用民地过多，并不积极。“彼时畏难者有人，讥为好大喜功者有人，而不幸嫉妒阴谋掣肘者更为在鄂某有力之人。彼乃鼓动真假墓主，鼓噪阻扰，使迁移乱坟工作无法进行。”初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在不得已之下请湖北省政府派员亲到现场勘察，他们去看了后，认为在此建校非常适宜。省政府仍然不甚放心，就又议定省政府主席及省府全体委员会和武汉大学的校长一起亲去复勘，一致认为珞珈山一带风景优美，有山有水，且占地多属低矮山地，不会占用很多的耕地，坟墓也不多，就很赞成以此地为校址。

　　1929年8月，湖北省政府发布公告，通告圈定3000余亩面积为武汉大学建校范围。为避免纠纷，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决定将坟较多的珞珈山南作为校林，以防止迁坟，而将主要的建筑物放在坟墓较少的狮子山、珞珈山两山之间，同时还一再发出通告，劝请有关坟主，迁坟让地，并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有关坟主进行补偿。

　　但不想未过多久，武昌业主会的陈云五等一百多名坟主以破坏风水为名联名向省政府控告，而省政府居然妥协，于11月5日函告武大，要求新校舍停工，另选校址。更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直接闯进东厂口王世杰校长办公室捣乱，扬言“坟不能迁，地不能卖”，如果王世杰硬是要挖，他们就去挖王世杰的祖坟。王世杰的崇阳老家因此如临大敌。族中一些老人，连夜跑进省城，向王世杰当面劝告说：“你一向读书、教书，何苦要冒这种风险！”王世杰面对这些年长、好心的族人坦言相告，毅然说道：“你们的一片好心，我完全理解，但我一心要建成这所大学，即使为此而作出任何牺牲，我都绝不后悔！”　

　　王世杰等顶着政府的压力和坟主们的威胁，向省政府提出严重磋商，请其变更上述决议，并呈报中央，声明原校址范围绝不可变更，同时工事仍按预定计划进行。同时找到一些深明大义的坟主，对他们说服动员并具体帮助，使他们带头退出抗拒迁坟的行列。有些坟主为王世杰所感召，如武汉戏剧工会就把该会拥有的义地中的坟墓迁出，将地皮无偿捐给武大。

　　这时却又出了一桩不好解决的事情。当时负责迁坟的叶雅各曾留学美国，年轻气盛，认为不让迁坟是迷信，便率数十名工人，一夜之间将有碍修路的坟全部挖掉。坟主愤而上诉，把事情闹到了中央。所幸王世杰上下求索，多方奔走，才逐渐将此事平息，终于成就了这所全国最美丽的大学。

　　武大迁校到珞珈山以后，原来东厂口校舍并没有废弃，仍作为武汉大学的校产，先是做武大驻城内办事处，１９４７年武大成立医学院后又改为医学院附属医院，直到１９５０年８月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划归中南卫生部时，才从武大分了出去。

老武大之二：老校门

　　大学的校门直接影响着参观者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所以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现在武大的正门却是1993年百年校庆的时候仿制的，真正的老校门在劝业场一带，孤立于整个主校区之外。

　　1929年选定校址时，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为了方便学生出入，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自街道口校区建筑一条专用道理，宽10米、全长1.5公里，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而老校门也正是建在大学路的起点，像珞珈山的山门，穿过长长的山路，才能到达幽静的校园，与现在的喧嚣嘈杂相比倒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了。

　　这个牌楼式的老校门在历史上也是两次修建。第一次是在1934年，是一座木结构的牌楼，上面的油漆彩画甚是别致，但非常可惜的是，在建成后的第二年毁于龙卷风。1937年，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新建筑，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劝业场前的老校门，迄今已七十余载。

　　牌楼横幅正面书写：国立武汉大学，横幅背面是“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国立武汉大学”这六个字有说是蒋介石所题，有说是汪精卫所题，但据武大档案馆多方考证，应为时任数学系教授的萧君绛所题。但在文革中却被激进分子抹去，换成了毛主席题写的“武汉大学”，而这四个字又是截取自1951年5月毛泽东回给武大农学院学生陈文新的私信信封上的笔迹。文革结束后，校方邀请著名书法家、画家曹立庵先生重新题写。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国立武汉大学”就出于曹先生的手笔。这六个字常被人们倒过来，念作是“学大汉，武立国”，不知是建造者当时确有此意，抑或只是历史的一次机缘巧合。“文法理工农医”概括了武大的基本学科分类，这六个字是由时任中文系教授的刘赜（刘博平）用小篆所书，分量千钧，堪称国宝。

　　老校门虽于200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但因疏于保护，已经是残破不堪，曾经守卫校园的老校门已经被淹没在市井喧嚣之中了。

老武大之三：老斋舍

　　老斋舍现在已经俨然成为了武大的地标性建筑。因其仿达布拉宫的宫殿式建筑风格，也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它下面所栽种的樱花，老斋舍总是会成为樱花节期间整个武大最为拥挤的地方。

　　1930年，武汉大学将建成的学生宿舍称为“老斋舍”，意在让学生不慕繁华，潜心向学。老斋舍顺着狮子山南坡而建，随着山势的转折，做成微微外凸的形状。东西延伸共50间，建筑总长近200米，沿山坡等高线建筑了不同楼层的建筑，共有三排，一排比一排高，形成了高低错落的两重内天井的院子，各排房屋的底层地坪处在不同的标高上。而建筑的屋面则是在同一标高的平面上，形成了一种“天平地不平”的格局，突显了设计者天人合一的理念。

　　老斋舍共有95级台阶，却被成为“百步梯”。顺着百步梯拾级而上，就直接到达老图书馆，大概是取义书山有路勤为径。

　　而老斋舍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宿舍编号，四栋宿舍十六个宿舍门洞从东到西依次以《千字文》头四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来命名，分别成为“天斋舍”、“地斋舍”等等，让人穿行其中竟有种光阴逆行的错觉。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武大被日军辟为作战指挥部和伤兵疗养处，侵略军为了缓解这些侵华日本军人的思乡情，便从日本移植来了30株樱花树栽种在老斋舍前。因此，老斋舍又被称为“樱花城堡”。

　　老斋舍的一个门楼洞口的一侧是老斋舍的竣工碑，上面镌刻着“中华民国十九年国立武汉大学建”，而另一侧的石碑上则刻有“‘六一’惨案遗址”几个字，这又牵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1947年5月22日，武大1700余名学生列队前往武昌，准备渡江到汉口游行请愿，引起武汉当局的极大恐慌。武汉警备司令部举行秘密会议，于5月28日定下逮捕进步师生的黑名单，31日晚部署了企图将进步师生一网打尽的计划。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行辕纠集军、警、宪、特2000人，分别乘8辆汽车全副武装包围了武大，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打死手无寸铁的王志德、黄鸣岗、陈如丰3位同学，打伤20多人，逮捕一批进步师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老斋舍不仅设立了“六一惨案”纪念碑，还在当年死难学生流下的血迹处专门按血迹原状涂成红色，以示铭记，使得这栋老建筑更加有了深重的历史意义。

老武大之四：老十八栋

　　武大最容易被遗忘的老建筑应该就是十八栋了，它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位于珞珈山腰东南，掩映在珞珈山茂密错落的树丛之中，可谓是一个真正的曲径通幽处，于是许多年轻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十八栋为三层砖木结构，其建筑风格整体采用英式乡间别墅风格，但每一栋建筑都自有其特点。这是那个年代全国最好的教授住宅，住的都是大师鸿儒们，本意就是为了种下梧桐引凤凰。这十八家中只有四家有木结构的窗台。一户是最上一层的校长官邸。另外两家就是熊国藻和葛扬焕教授的住宅了。这两位先生都管理过武大的总务，熊国藻更是武大珞珈校园的督建者。还有一栋木窗台就是杨端六、袁昌英夫妇所居住的一号楼。

　　据说，国学大师吴宓就因为不能入住十八栋，便在一怒之下辞别武大，去了北大。他在日记中记载道：“夫宓在武大，既不能与一区仙山楼阁（指十八栋）之贵家世臣，同处共乐，因而甚感不悦，最后还是离开了武大”。可见当时能够入住十八栋代表的不仅仅是居住条件，更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

　　1938年4月，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留下的校舍成了国民政府军官训练团的团部。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半山庐等几栋较大的宿舍成了他们的官邸。因为范寿康是武大教授的关系，让郭沫若住进了张有桐的宿舍（一区12栋20号）。

　　郭沫若曾在1961年故地重游，在其旧居前留影，并在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提到了这段经历，称“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并感叹说：“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武汉会战时期，因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安置周恩来与邓颖超下榻与此（一区19栋27号），1938年，他们在这里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邓颖超在世时，有人建议把这里建成一个纪念馆，被她否定。

　　十八栋后来又增盖了四栋，日军侵占武汉后，将有些别墅的内构造改成日式的，并拆除了一栋，但人们仍沿用习惯的叫法称之为十八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授们大多搬出，十八栋改由讲师、助教合住，不再像原来那样独门独户了。文革开始后，老教授们又被赶回，只能挤着合住，不少人即冤死其间。文革结束后，老教授们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纷纷主动搬出，十八栋变得非常荒寂。

因十八栋残破不堪，武大于2004年开始对其进行整修，因装修过于现代曾在网上招来诸多质疑。关于引来了众多金凤凰的十八栋，究竟该如何整修如何利用，大概还是会引发一些口水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