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1876年（光绪二年）9月13日，中国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1877年（光绪三年）3月，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翁同爵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第三端通商事务，关于“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今属广西）四处为通商口岸”的规定以及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文，委派宜施道孙家谷会同英国领事馆办理宜昌开关事宜。同年3月18日，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迪克·托马斯，正式参照汉口江汉关各项章程开办宜昌海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宜昌海关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帝国主义列强掌管海关

　　宜昌海关于1877年（光绪三年）3月建制，选址在宜昌府东湖县城南门外一里处的汉景帝庙至月亮巷的滨江一带（现宜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1877年至1911年间，有45名英、美、德、俄、挪威等国籍的税务司在宜昌任职。1911年4月至1912年6月，英国人葛礼任宜昌海关代理税务司。宜昌海关设税务司一人，副税务司一人，下设总务、秘书、会计、江务、监察、验估、港务等职能课室。海关事务主要为征税和船钞两大部门。征税分内班（处理商人报关、征税）、外班（查验过关商货）、海班（巡水缉私）。其主要职能有：查验进出口货物；征收进出口关税，转口税以及对关税的减免；缉私；管理长江中上游航行标识、行川各轮引水，指挥并保管航行灯台补给船；筹集川江整治经费并具体组织实施等。

　　宜昌海关成立后，英、德、日等国先后在宜昌设立领事馆。从1877—1904年的27年间，重庆海关仅设置代理官员，其业务受宜昌海关指导。荆沙关涉外事务从1877—1925年10月止，其间４８年由宜昌关监督兼管。帝国主义列强委派的宜昌海关税务司人员也可称得上是“精英”。1877年，首任宜昌海关税务司迪克·托马斯，调来之前，是天津海关税务司，他在调离宜昌海关后，又被任命为上海海关税务司。1907年宜昌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士，是一位具有“四品衔，双龙二宝第三定星”爵位的英国高级官员。宜昌海关税务司之职一直由帝国主义列强控制，海关总税务司直接委派，“其爵位也一般比较高”。可见当时宜昌海关的重要。

　　据《宜昌海关简志（1877—1949）》记载，“1909年5月宜昌海关关税、经费报告表”中在册的16名外籍职员薪水为3400银两，人均212.5银两；20名中国籍职员，其薪水为1042.5银两，人均为52.1银两，平均相差三倍有余。海关要职都由洋员担任，华员仅任中下级职位。华洋关员生活待遇悬殊，形成洋员统治华员局面。辛亥革命前，海关管理征税，税款的保管由清政府任命的海关监督掌握。辛亥革命爆发后，总税务司伙同北京的外交团把海关税款分存于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的总税务司账户。从此，税款保管权也落入外国人手中，甚至连偿债、赔款剩下的关余，中国政府也无权动用。这在当时的信函中随处可见。

　　1911年11月6日葛礼致海关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第47号函：“在调查海关银号的情况时，我发现它的经营管理极不满意。往来商号都可以在海关银号欠款，每月月终用汉口钱庄的汇划票据结算。这办法在平时已经不妥当，而在当前情况下会全部垮台。我已把海关银号搬进海关里，以免遭遇火灾时账册被毁而无法收取各商号的欠款。我正设法建立一项新制度，要各商号预存现银五百两，付税款时即从预存款项下扣除，用毕前再预付存款。否则每次完税时都要用现款付清。”

　　安格联迅速批示：“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把税款汇解上海汇丰银行总税务司税款账户。告诉地方当局：全中国各海关正把税款存到我的账户中以偿付对外欠款，只有这样办，才能避免外国的干涉……”

　　安格联还在12月24日致江汉关英籍税务司苏古敦函时告知：“如果收税的大清银行恢复营业，你可以给北方当局一点面子，准许该行照旧收税，但是必须逐日将收到的税款交给你解入汇丰银行总税务司帐内。换句话说，你必须完全控制税款，直到从你手中转入我的手，你的责任才算终了。”

革命爆发信函频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局势急转，清政府统治下的湖北大清银行已关门。宜昌全城银元奇缺，人们拒收钞票，认为不再有什么价值了。

　　时局的急变，使葛礼措手不及，在此期间，他频繁致函安格联和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及时报告宜昌局势的发展情况，请示应对时要采取的措施。

　　１０月17日宜昌新军举行起义的前一天，葛礼致安格联第44号函：“……今天有一个商人申请装运现洋二千元到上海去，我没有准许他。我用上海的支票把这些现洋买下来了。我是设法搞些现款预备本月发薪，因为关员们处境已经窘迫，他们手中的钞票毫无用处，菜市、商店和银行都不肯收钞票。道台来拜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回到衙门以后，立即发了一件公函来，禁止现银和现洋出口。另外还有一件公函，要求我把这两千块现洋送往海关银号，留待发薪之用。我不预备照办，这批现洋是用海关经费账款买的，不是用的海关银号的税款。如果海关银号想买这批现洋，怎样付款呢，是用纹银，没有信用的钞票或者只转一笔账？我不信任海关银号或者负责该银号的钟委员。如果把现洋交去，他们在月底以前就会不知去向了。”

　　同时，葛礼在致函中还担忧，在宜昌修建的川汉铁路由于停工，“铁路工人很可能会发生暴动。发给他们工资的钞票现在已经买不到食物。大批的中国居民离开宜昌。目前本埠没有英国领事，我已根据外侨的请求制订了一个防守计划，并且已把领事馆所藏武器（六支来福枪和三箱子弹）搬到海关来，以免暴动时落入暴徒之手。我还把太古的‘湘潭’号轮船留下，以便危急时登轮暂避。”

　　紧接着的第二天，即10月18日宜昌起义的当天，葛礼又给安格联致第45号函：“……宜昌人心很不安，金融恐慌，各种离奇的谣言流传着，成千的中国居民离开宜昌，带走了所有的现款。铁路公司急需现银发放工资，因为电报局只收英文电报，我今天代该公司发电报请汉口铁路局长设法抵借款项，立即运银币和铜元来。但是我恐怕他也弄不到现款，即或弄到，也来不及运到宜昌，因为铁路工人一两天内恐怕就要暴动。此间又盛传革命党今晚将起事，焚毁各衙门，盐厘总办和会办将被杀，外侨财产将予保护等等。”结果，革命党当天晚上起事是事实，焚毁衙门等则属谣言。

　　宜昌起义成功三日后，即10月21日，葛礼致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函：“革命党已经占有了城内的常关总办事处。你是否已经同汉口革命党达成有关常关的协议？常关委员于革命党占领本城时逃跑了，没有跑掉的海关委员今天来对我说，‘新政府’愿意采取和汉口相同的办法。抵抗是毫无用处的，我们暂时必须同他们妥协。我估计下一步他们要占据海关银号。到那时怎么办？你对于海关银号问题有没有什么协议？”

　　葛礼的函文还叙述了革命党宜昌起义后的见闻：“革命党本月18日夜间占领宜昌，既没有骚扰，也没有战斗。唯一被杀的人是一个企图越狱的囚犯，他被军人用刺刀戳死。大部分官吏到时都逃跑了，看来是事先早安排好了的。半夜十二点半时，东门附近起火，有人说，这就是起事的信号。第二天早晨，革命党占领了全城，人们手臂上都缚上了白布条。道台和三个委员前一天下午乘民船逃走了，听说审判厅长已经逃往城外山中，知府和知县归顺了革命党，盐厘总办在逃跑途中被捉住杀掉。宜昌城内只有极少数满人，但革命党对他们很注意，有些满人企图从四乡逃跑，被革命党抓到后就杀死。‘新政府’维持着非常好的秩序，对抢劫和放火的人都杀头。但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铁路工人，工人仍有暴动的危险……‘新政府’今天出了告示，说钞票照常使用，这样也许可以使工人暴动的危险减少一些。”

　　宜昌起义后的两个月来，葛礼上书的有关宜昌方面的情况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信息。到12月上旬，“英国领事已经要求妇孺离埠。鉴于宜昌的强烈反德情绪……英国领事休烈特同军政府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他们听说一个德国人来做税务司，很恼火，表示强烈的反对……汉阳收复以后，反德情绪更厉害了。”12月中旬，“本月16日荆州满洲驻防军投降，局势有些好转。宜昌本地表面上平静，但是离真正安定下来还差得远。司令唐牺支（宜昌军司令部司令长）到武昌去，不再回来了，没有一个能干的首脑来替他。内地盗劫盛行，离这里不远的施南府有一个城镇被盗匪占据了。”12月下旬，“从斯泰老的信里看到，四川的情形很不好。他信中提到的湖北军队，有一千二百人已经到达宜昌。他们下来的时候，沿途勒索款项，由于他们人马众多，因此款项就迅速照付了。此外好像没有闹什么大乱子。这些军队26日晚上在我们常关分卡所在地平善坝登岸，查问了一个瑞典籍和丹麦籍关员的国籍。这两个关员向他们说明自己不是德国人以后，就知趣地躲开了，直到27日天亮军队开走后才回来。这些士兵把抢来的端方的全部珠宝饰物给平善坝的关员看。他们还把端方和他兄弟的人头装在煤油听里带来，打算明天挂在宜昌城墙上示众，然后带到武昌去。”函文中说到的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其于武昌首义前的9月中旬率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经宜昌入川，镇压保路运动。11月27日端方及弟端锦被哗变新军所杀，两颗首级曾在宜昌和武昌城上示众。

　　对于葛礼的主动汇报及时反映宜昌的情况，安格联非常满意。11月12日安格联致葛礼函：“你这一时期处于非常困难之中，但是还保持着镇静；你的处境虽然不利，仍然尽力应付，干得很好。”

　　在此期间，沙市关税务司和重庆关税务司也分别致安格联函，其中不乏宜昌方面的内容。

　　沙市关英籍税务司葛云森10月21日致安格联第134号函：“……‘大吉丸’于10月18日到达，该轮所载沙市出口货因在汉口不能卸下而带往宜昌，明天一清早又要带着这些货物到沙市，这是宜昌最后一艘商轮了。‘洞庭’号上午十时到沙市，据说宜昌谣传沙市已经燃烧起来了。幸而所传不确……10月19日上午去见日本领事，同他谈整个局势。他对我说……中国拖船‘济川’号在沙市，该船是从宜昌开来以高价收买铜元备付四川铁路工人工资的，据说工人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了……昨天（即20日）上午七时左右，海关道吴筠孙突然乘一个小舢板从宜昌回来，只带着一名当差和一名轿夫。他一定是19日下午离开宜昌，一夜之间顺水飘了八十英里来到沙市的……上午九点钟，他穿着便服来见我，并低声对我说，他的四百名士兵突然在宜昌加入革命军了。因此他才匆回到沙市……我们在领事馆时，桥口收到‘伏见’号舰长19日下午两点半发的电报，电报说，宜昌官兵已经和平参加了革命军，一切平静，昨天晚上日本领事来说，他已经电请汉口日本总领事和‘伏见’号艇长命令日本侨民乘‘大吉丸’离开宜昌，并将‘伏见’号立即开来沙市。”

　　重庆关德籍税务司斯泰老12月15日致安格联第27号函：“大部分的湖北军队已乘船去宜昌。他们来重庆时，沿途要求赎款，重庆也付了好几万两。军官或已被杀，或已逃走，士兵自己推举首领，一切纪律己荡然无存。我希望这些人不要再去宜昌途中闹乱子，因为宜昌到重庆这一段水路过去还很平安。这些人带着端方的首级。”

局势未明保持中立

　　20世纪初，由于民族意识增强等多种原因，外籍税务司控制下的海关权力有所削弱，它原先掌握的邮政、业余外交等业务被渐次收回，总税务司赫德也离开中国，海关有大势将去之势。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政治局势的巨变，给海关带来了新的契机。海关趁机不但巩固了渐失的权力，而且有所增强。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与革命军形成对立，局势变化莫测，孰胜孰负很难预料，海关无论倾向哪一方，最后都会由于局势的变化陷入困境。所以在敌对双方胜负未明之时，海关从上至下作出了最明智的选择——保持中立。

　　武昌起义前九天才被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联和他的各口岸税务司共同制定了中立政策。他在给他的税务司的函电强调：“海关的地位很微妙，唯一妥当的办法就是在代表全国的巩固政府成立之前，对双方维持严格的中立态度，我们只管收税的事情，凡是与税收无关的事，我们决不能用自己的人员或势力帮助任何一方……如果清政府胜利了，他们可以认识海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如果革命政府胜利了，也可以向他们保证海关是公正的。”各口岸的税务司也宣称自己的中立地位，宜昌海关税务司葛礼立即响应。

　　为保持中立，葛礼等税务司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参与解决各种问题。在当时双方对峙，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对缓和宜昌及周边的局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11年10月21日葛礼致苏古敦函：“约有一万二千名铁路工人，他们领得了钞票后买不到食物，就威胁着要进城来放火把宜昌焚毁，因此局势严重。昨天英、德两国领事，‘Sqmqr’号军舰舰长，铁路公司经理和工程师以及我本人，为遣送铁路工人的方法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发电报给汉口领袖领事，请汉口领事团尽力设法派轮船来宜昌，装转六千名北方铁路工人回到他们的老家去。‘新政府’今天出了告示，说钞票照常使用，这样也许可以使工人暴动的危险减少一些。”

　　11月6日葛礼致安格联第47号函：“我同宜昌商会举行了好几次会谈，讨论海关的中立问题。宜昌商会是负责军政府的财政事宜的，我认为同这个大家承认的商业团体打交道，比较同此间革命党的首脑唐某（指唐牺支）打交道要妥当些。我们的会谈很融洽，商会同意了海关中立的一般原则。”

　　11月21日葛云森致安格联第137号函，就宜昌起义军要海关出面劝荆州清军受降之事表明他们的态度，函文说：“11月l2日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大吉丸’号从宜昌开来，带来英国驻宜昌代理领事休烈特（沙市的英侨都归他管辖）给我的一个挂号急件，内容如下：唐将军（指唐牺支）的私人秘书刚来通知我说，革命党已经决定对荆州满洲驻防军采取切实步骤。他们已经派两名代表，不带随从，不携武器，去同满人方面两名代表谈判投降条件……他们托我请你劝全体英侨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保持中立……革命党方面将要求满洲驻防军交出所有的武器，交换条件是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认为革命党的保证是可以相信的。如果满洲驻防军不肯无条件投降，革命军就要进行攻击，他们坦白地说，那时外侨将遭到很大的危险。你要在住宅上面悬挂一面英国国旗，收容本地区的英侨，其他国籍的外侨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让他们避难。我认为你应当同日本领事联系，问他打算采用什么办法来保护日本侨民，但是不管别国的侨民怎样做，英侨必须绝对保持中立，战斗员不得受我们国旗的保护。”

　　海关保持中立的态度已明朗，函文又说：“我立刻去到海关道的办公处，把英国领事的来文翻译给他听。他还不知道革命党的两名代表是否已经随‘大吉丸’来了，不过他听说将军最近收到宜昌革命党寄来的一封挂号信，他拒绝接受，因为他不肯照章在邮政局的回执上签字，而且据他说，他在革命党那里也没有朋友。海关道表示，照他个人的看法，满洲当局虽然表面宣称准备打，但是实际上如果接到最后通牒，他们可能会投降……日本领事最后说，宜昌革命党已经通知他，他们已经决定在攻打荆州满洲驻防军时，把沙市划在军事行动范围以外……”

　　函文还说：“11月16日上午，谣传革命党已经请宜昌商会托沙市商会去同将军联魁接洽荆州满洲驻防军投降问题……晚上‘大吉丸’由宜昌开来，带来休烈特的信，内容如下：你一定已经听到，日本领事和我正分别在沙市和宜昌努力为革命党和满洲驻防军进行调停，结果如何还不知道。你和海关道谈话时可以告诉他谈判正在进行，如果发生战争，请他务必使沙市保持中立。革命党方面希望这样办，他们准备同意把沙市周围一部分地方划为中立地区，现在只等满人方面同意。海关道可以帮着做这件事，不过他一定也会同日本领事淡这个问题的。如果发生战事，不要忘记事先通知天主教堂的神甫。”

从上述致函中不难看出，宜昌海关在保持中立中不仅四处游说，为革命党和满洲驻防军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解，还配合领事馆做了一些“和事”工作。但同时我们也要更清醒的看到，海关中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根据双方力量的消长，决定其取舍的。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前后，有大量史料足以说明。如积极协助清政府逮捕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搜查革命党进口的军火，扣留革命党人的信件等。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起义，海关又干起了为清政府刺探消息、传递情报的勾当。革命之初，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干涉，给中国革命制造层层障碍，还不时以外国干涉来恐吓革命政府，迫使他们交出海关关税，致使革命政府财政紧张。海关对革命政府态度的变化实属形势所迫，保持中立实际更有利于他们干涉革命，维护列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