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培刚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勤勤恳恳70 余载。他在教学中非常注重言传身教、师风垂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遍及海内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

华中科技大学在张培刚80、90 、95 岁华诞时，都为他举行祝寿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乃至远在美国、加拿大的张培刚的学生、好友纷纷前来，一则表示对他的敬意和爱戴之情，二则对他取得的学术成就表示祝贺。

1992年10月15日，在武汉东湖之滨的华中理工大学的校园里，举行了庆祝发展经济学一代宗师、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从事科研教学工作60周年暨80华诞的盛会。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特地送来亲笔题词奋力求真的条幅，表达了他对一代宗师的崇敬之情。海内外学者、专家，省市领导，各界人士和张培刚的同事、弟子，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数近300人，盛况空前。张培刚身穿咖啡色西装，系一条绛红色领带，显得格外精神。他满面春风，谈笑风生地与前来祝贺的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黎智，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副校长陶德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黄树槐、副校长姚宗干、原校长朱九思，以及省、市社科院负责人一起登上主席台。张培刚的学生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和早年研究生万典武，从海峡彼岸专程前来的武汉大学校友蔡名相，武汉大学经济系老同事、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谭崇台，以及张培刚的老友、联合国所属国际劳工组织高级经济专家黄开禄也在主席台就座。

华中理工大学校长黄树槐代表学校党政班子向张培刚表示热烈的祝贺，高度赞扬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为经济理论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为学校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虔诚地说：我今天是作为张老师的学生来祝贺的，因为真正能够代表武大的首先要推张老师。他既是武大30年代优秀学生的代表，又是四50年代为武大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前辈，由他主持的武大经济学系以人才辈出而蜚声国内外，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研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夏振坤特别赞扬张培刚为人师表、培养后生的献身精神，他在发言中引述了张培刚的一段话：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要立志为中国学术(现代社会科学)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在这方面我现在特别寄厚望于青年好学之士了。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董辅礽教授，走向台前向张培刚深深地一鞠躬，然后说：张先生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敬爱的老师。他40年代发表的《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不仅当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轰动，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而且至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书中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的论点，比197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易斯至少先行了10 多年。张先生立论的精辟与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是深深植根于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土壤里，经过长期考察、探索，并广泛汲取西方经济理论的精华而成为一家之说，这是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和汲取的。

专程从台湾中国台北赶来祝贺的武汉大学校友会理事蔡名相，代表中国台北校友韩钦元和他本人，将一枚镌刻有寿字的纯金牌双手捧给张培刚老师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师生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此时此刻海峡两岸的时空差距似乎顿时消失，融为一体。

在一片掌声和鲜花丛中，张培刚兴奋地即席讲话。他感谢大家为他举行这么盛大的庆祝活动，他认为这本身就说明中华民族的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正得到恢复和发扬。张培刚说他现在首先想到的是引导他进入学术之宫的老师和前辈们，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这次能见到这么多同事、老朋友、老学弟、小学弟，更感到高兴和欣慰，说明事业后继有人。说到这里，张培刚站了起来，请他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执教期间的45届、46届、47届、48 届的学生依次站起来，一批批年过花甲、两鬓染霜的学生都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聆听自己老师的再次召唤。他们当中不少人是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或政府官员，张培刚还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在场的年轻学弟学妹们无不为这四世同堂的感人情景而欢呼雀跃。

作为庆祝活动重要内容的张培刚先生学术成就展览同时揭幕，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从这里看到了张培刚奋斗一生的缩影。这里展出的有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茅庐的农村调查著作，有他成名之作的博士生论文英文原本，以及在国内出版的中译本;有他70年代末重返学术舞台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以及他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的珍贵资料和部分照片。《张培刚经济论文选》上、下卷汇集了其中的部分重要论文，使人们看到了张培刚的一系列科研成果。这里展出的还有学术界翘首已久的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发展经济学》，这是被学术界尊为张培刚继《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又一传世之作，是他对发展经济学作出的又一新贡献，它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崭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将把发展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展览厅还陈列出许多张培刚在海外和全国各地的朋友发来的贺电、贺信和送来的贺礼。如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本杰明弗里德曼，美国玛利瑞塔学院经济系教授陈文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项目主任迈伦戈登教授;还有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中华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兼总干事长胡代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黄达、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刘诗白、湖南财经学院院长杨长庚等。正在美国讲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在贺函中说：张先生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当然是为民众所知的事情。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和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获得该校相同的威尔士奖金，而萨缪尔森由于自己的那篇论文而成名，甚至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可以看出张老那篇论文的重大意义。以后，张老为了祖国，毅然抛弃了丰厚的待遇和取得更高学术地位的机会，返回祖国。他的高风亮节和学术成就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2002年10月18日，武汉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华中科技大学庆贺张培刚教授90华诞及从事科研教学工作70年。会场内外披红挂彩， 300多位来宾胸佩红花，济济一堂。除了省、市及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外，从海外专程前来庆贺张培刚90 华诞的有张五常教授夫妇和台湾著名的经济学家、台湾中国经济企业研究所所长于宗先，以及张培刚的哈佛校友、台湾大学教授、85岁的施建生。国内的学者有吴易风、谭崇台、熊映悟、董辅礽、何炼成、周其仁等300余人。当90高龄的张培刚走进会场时，与会的海内外经济学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玉泉、省市及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均高度评价了张培刚对经济学的贡献。武汉市副市长辜胜阻在讲话之后深深地向张培刚三鞠躬;施建生回忆了张培刚在哈佛的故事;张培刚的高足、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情义真切地赞誉自己的老师。87岁的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朱九思走向讲台说：大会没有安排我讲话，我要讲。知道过去的人已经不多了，我再不讲，那段历史会被人遗忘。朱九思回忆起他与张培刚共同奋斗的半个世纪，竟激动地一再超时。讲完之后，87岁的老校长与90岁的张培刚教授紧紧地握手。轮到张培刚讲话时，礼堂里突然停电，张培刚不用扩音器，站立起来，用他儒雅的湖北乡音继续讲话，字字句句抑扬顿挫，让在座的人听得真真切切。几代经济学人对这位中更蹉跌、老而弥坚，在国际经济学界作出杰出贡献，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的学者由衷地表示尊重。

2007年6月9日至10 日，首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暨庆祝张培刚教授95华诞学术研讨会先后在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主办，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承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的80余名经济学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谭崇台、湖北省社科院原院长夏振坤等到会祝贺。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建凡、西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何炼成、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良智等作为代表致辞。精神依然曼铄的张培刚在答谢词中首先对大家的祝福表示感谢。他在总结一生时说：虽说我写了上十本书和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最值得提出来的，就只有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这本书是1945年在哈佛大学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文章是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发表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张培刚强调：在哈佛获奖的这篇论文，之所以得以写成，我曾经说过，读书固然使我获得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我在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我在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4省，包括河北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等，先后6年的实际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心，我是写不出这篇论文的。我写的这本书，已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张培刚殷切地寄望后学：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出现闪烁炫目亮光的中国新星。对于张培刚的学术贡献和自我解读，湖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陈文科深有感慨，当场赋词一首，以表达对张培刚的崇敬之情：培桃李，珞瑜挥教鞭，驰骋六十春秋，亦园丁，亦大师，风云弟子岂三千?刚经论，哈佛开先河，耕耘百万宏文，或农业，或大国，传世纪经典称两部!

在张培刚的弟子中，成长起众多的经济学人，有早年的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著名的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徐滇庆、张军扩、张燕生、胡和立、李佐军、巴曙松等一代学者。他们或身居国家经济决策中枢，或就任国家经济智囊部门，或身处高端学术机构，他们的学术主张经常被纳入国策。相对于书斋型经济学家，这些距离权力很近、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名家学者，他们无疑是所处时代的庙堂经济学家。作为中国顶级的经济学家，适逢思想解放的20 世纪80 年代，在历史机遇与个人奋斗的合力下，他们成为政府器重的改革智囊。随着以张培刚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的不断拓新，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在世界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张培刚培养的中青年一代的弟子中，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均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过课。张培刚的思想通过后人向高处、远处飞扬。

把张培刚视作为其人生第一位重要导师的董辅礽在给徐滇庆的《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与徐滇庆教授有一点缘分：我和他都师从张培刚教授。1949年我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张培刚老师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而徐滇庆则是张老师“”后在华中理工大学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学长与学弟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徐滇庆在2009年出版的《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一书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恩师张培刚先生。 2010年10月徐滇庆又在《中国不怕》一书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恩师张培刚先生百岁诞辰。书中写道：我是张培刚老师“”以后带的第一个研究生。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早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张老师认为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指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之后必然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城市收入的提高又会产生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一推一拉，会使工业化进程顺利启动并实现良性运转。张老师的教诲加深了我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写作这本书的愿望。很快我们就要为张老师庆祝百岁诞辰了，我愿意将此书作为献给恩师的一份薄礼。

传统中国注重师道尊严，所谓天地君亲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张培刚与弟子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传播，而更延伸到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张燕生，张培刚的1981级硕士研究生。1983年，张燕生陪同张培刚到昆明参加中华经济学术研究年会。致力于理论创新的张培刚阐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文观点。论文指出了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应该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张燕生说，正是在张培刚与时俱进、注重学以致用的学术思想影响下，他从毕业到现在都始终在做经济发展领域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政策、战略研究及国际投资的金融理论、战略研究。

张军扩，张培刚的1982级硕士研究生， 1998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一次理论探讨中，张培刚曾问他：你们的研究能为国家服务什么?后来张培刚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和同学们，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就需要去读原著，去了解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其次，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这就需要知晓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在张培刚的点拨下，张军扩和同学们把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著拿去影印，掀起读原著的热潮。在张培刚的影响下，张军扩还养成了阅读国内报刊的习惯。

方齐云，张培刚的1983级硕士研究生。谈起张培刚，方齐云说：张老对我们如同父亲对待孩子。要求我们每周一次到他家里，汇报学习。比如，这周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有哪些思考等等。问完学习，他会留学生们拉拉家常，生活上有没有困难，个人感情进展如何之类。如同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同学们聊起来毫不拘束。当了解到方齐云的家庭困难后，在张培刚直接过问下，方齐云的妻子从孝感调入武汉，解决了方齐云的后顾之忧。

张建华，张培刚的1988级硕士生和1993级博士生。1985年有志于成为比尔·盖茨的张建华，在学校看了《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的报道，因为张培刚的人格魅力，由工科转向了经济学，后来成为张培刚的硕士研究生。1995年，张建华与张培刚合写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论文。与张培刚反复交流后，他交了初稿。当收到张培刚的修改稿时，他惊呆了：张培刚从头到尾改了一遍，满篇都是红字。张培刚不但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了修改，而且从文章的结构甚至字词句的用法都进行了推敲。他还谆谆告诫张建华，写文章要有思想有观点，不能光有文字，辞藻的堆砌是没有用的。张培刚指出：词的使用也要讲究，的地的使用都不能疏忽。在师从张培刚的学习过程中，身为工科生的张建华开始写东西时，不是很得心应手。张培刚便鼓励他，做学问要有耐心，进步是需要过程的。张培刚曾耐心地帮张建华分析：写文章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提笔千斤重，没有办法往下写，是因为你的积累不够。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下笔万言书，这也不好，文章有必要写那么长吗?最关键的是你能够到达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下笔如有神，能够真正抓住文章要领。

李佐军，张培刚的1989级硕士研究生。李佐军坦言感受最深的是张培刚的学术精神：老师为人正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一生淡泊名利，只专心做学问，坚持自己独立的观点。而且他对待学术十分严谨，写文章时，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精雕细琢，他写的很多文章都会在重点文字下面加着重号，这已经成为他著作的风格。

巴曙松，张培刚的1991级硕士研究生。当年巴曙松他们进校时，学校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室，张培刚就在资料室里给他们上课。资料室一分为二，中间由一个书柜挡着，一边做教室，一边做资料室。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张培刚带领一批老师们一步步地带动学科成长，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巴曙松在《阅读的历程》中描述其学术成长之路时说：撇开其他的因素，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本专业领域的书，还都是就读学校的一些老师的著作，印象最深的当然要数张培刚教授的成名作《农业与工业化》，刚刚考上研究生的那个暑假，我把这本经典著作反复阅读，以至于对注脚都十分熟悉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之大，以至于我现在的论文写作语气都带有浓厚的《农业与工业化》的风格，刚刚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也刻意模仿张培刚教授在书中不厌其烦的注解。沿着张培刚教授的研究脉络，我开始顺藤摸瓜去阅读那些奠定他思想基础的著作巴曙松感慨地说：张老给我们树立了一种追求，也让我们在人格上形成自我约束。尽管人到中年很容易懈怠，但当我想起张老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能始终如一地向前时，就不敢懈怠了。

梅松，张培刚的1996级硕士研究生。当年张培刚指导他写硕士论文时说：你当我的学生，就要下功夫真学。不能抱着为一纸文凭来学习的态度，我坚决不当水军都督。 200 年，梅松成为张培刚的博士生后，进一步得到张培刚的悉心指导。当梅松把博士论文《中国世界工厂的研究》交给张培刚时，年近九十高龄的张培刚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论文，并嘱咐他：你这个论文题目不错，但要做好这个论文还需要你考虑外部经济问题，要多关注国际交流活动信息，世界工厂是由于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而形成的。同时，你一定要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所掌握的数据资料。梅松感慨地说：张培刚对我的影响不仅是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

茶洪旺，张培刚的1999级博士研究生。他说：张培刚老师是一本书，在书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经济学，另一个部分是人生的哲理学。张培刚的高尚人格决定了他学术上的高度。茶洪旺在做西部大开发的博士论文时，张培刚教导他说：博士，不能一驳就死;博导，不能一博就倒。做学问要查原始资料，千万不要去抄二手材料，当看到茶洪旺引用西部大开发的史料时，张培刚让他到湖北图书馆去查相关史料，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早年提出的西部开发的设想。张培刚告诫他：做科学研究，要研他人所未发，未成研究进取。张培刚的教导后来成为茶洪旺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中的标杆。

为了帮助他的研究生在毕业后有更大的发展，张培刚常常会热心地给国内著名的大学乃至国外的大学写推荐函。1982年秋，华中工学院经济数学硕士毕业生田国强申请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找到张培刚。张培刚不吝笔墨给他写了内容极为恳切的推荐信，使其在1983年1月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国家计委领导答应派徐滇庆去美国学习，但申请美国大学深造需要国内知名教授推荐。当徐滇庆怀着不安的心情找到张培刚时，张培刚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正是带着张培刚的推荐函，徐滇庆顺利地进入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巴曙松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后想在北京求职，张培刚给董辅礽和厉以宁写信，请求给予帮助和支持。董辅礽、厉以宁接到信函后分别写了两份推荐信，并提出了求职的建议。

即使弟子们走上工作岗位了，张培刚也会时刻挂念他们的成长进步。1985年5月，张培刚从报纸上看到他的1982级硕士研究生郑志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效率评估的文章，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鼓励郑志耿接着做学问。有过知青经历的郑志耿，最终选择了回浙江省政府工作。张培刚对他的指导却始终没有间断，指导方式就是书信往来。给郑志耿印象最深的就是张培刚常嘱咐他：一定要关心工农大众，只有这样，你的经济发展研究才有价值。 2004年，张培刚的1981级硕士研究生凤良志所在的国元证券公司正处于困难期。一直主抓风险控制的凤良志感到巨大的压力，面对经营困难常常夜不能寐。得知此事后的张培刚，主动打电话给凤良志说：良志啊，认真，但不要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张培刚的谆谆教导，给了凤良志以极大的鼓舞，他暗暗告诫自己要挺住，不能自以为看透了这个世界就消极。凤良志后来说：尽管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也摔了很多的跤，但是我们仍要积极进取。国元证券能有今天，是张老师给了我精神力量。

张培刚的学术精神影响所及，并不限于及门弟子，而是春风化雨嘉惠后学。湖北省社科院的经济学科是在张培刚一手帮扶下成长起来的。刚刚结束“”浩劫的湖北省社科院，基本上招不到研究人员，1980年湖北省社科院恢复建院时延揽的29名研究人员中，绝大部分是张培刚的学生或者助手。时任湖北省社科院学术顾问的张培刚每周都会到省社科院和研究人员座谈，座谈内容从学术到国家大事无所不包。省社科院很多的经济类研究课题，都要找张培刚提建议、参加讨论会。陈文科是1980年考上湖北省社科院研究生的，除了工作上的来往，陈文科开始经常在私下里找张培刚请教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每次去见张培刚，陈文科和廖丹青都十分紧张，因为老师一般要和他们聊两个小时，一个小时聊经济学，一个小时聊国家大事。陈文科和廖丹青很怕他提的问题答不上来。因此，两人必须在家里把功课做足后才敢拜访，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陈文科已经记不清楚张培刚为他修改了多少篇论文，直到张培刚80多岁高龄时，还多次修改陈文科的文章和专著。1994年，陈文科将自己的文章《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拿给张培刚审阅后，迟迟得不到回应。直到一个多月后，陈文科才拿到老师的修改稿。后来陈文科从张培刚的学生口中了解到，这篇只有几千字的文章，张培刚多次阅读、修改。

提携后学，也是张培刚的为师之道。1989年4月，武汉大学的薛进军著述了《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请求张培刚作序。张培刚接到书稿后，认真阅读，从中提炼出书中的特点和观点，并根据书中的内容，建议将书名改为《凯恩斯革命与再革命》，并以寄希望于青年学者为题，写了3000余字的序言。1990年，张培刚受好友吴于厪之托，审阅和鉴定武汉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专业陈勇的博士论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并慨然允诺为该书作序。张培刚充分肯定陈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好学深思的进取精神。张培刚认为：经济学理论如要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就必须善于联系和运用经济史的具体研究成果;经济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又会有助于指导和推动经济史的研究。1993年5月，张培刚接到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生李向民的来信，恳请张培刚作为他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人。张培刚仔细看了李向民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18401949)》，并认真写了评语。1994年6月，李向民又来信，希望张培刚能够为他的论文的出版作序。正在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培刚有感于这位青年好学之士的盛情相邀，另一方面有感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后继有人，乃振作精神，欣然命笔，撰写序言。序言中，张培刚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充分肯定作者首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认为其填补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可以预料该书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徐滇庆， 1945 年出生，云南昆明人。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1967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 1981年获华中工学院经济管理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0年任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 2003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徐滇庆教授是中国民营银行的倡导者。著有《国际贸易税制与经济改革策略》、《政府与经济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书，主编了《中国经济改革：分析反省前瞻》、《台湾经验和海峡两岸发展策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税制改革》等书。

(摘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著《张培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