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生倾心共和，致力三民主义。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伟大使命激励下，下东洋、赴西欧，颠沛流离，倾尽心血，与社会各界人士留下许多感人的交往佳话。上世纪初，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这段岁月里，他与孝感的一些辛亥革命仁人志士亦多有交往，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亲情和同志之谊。

孙中山与史青

　　史青，字丹墀、丹池，1886年11月16日生，安陆城关人，1903年留学比利时，为欧洲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1903年冬，闻孙中山将旅居伦敦，史青立即偕同学四人手持介绍书，拟前往拜见。至比利时后，方知孙中山即将由美国抵伦敦，史青等人即刻在比利时留学生中筹得3000余法郎，准备前往康德黎先生家中，亲手送交孙中山，不巧未遇。直到1905年春，史青接孙中山信，相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相见。2月，孙中山到达比利时，史青等人亲往海港城市俄斯当特迎接，孙中山来到布鲁塞尔，下榻史青寓所。

　　孙中山与史青等人一见面谈了三天三夜，最后协商确定：在欧洲成立中国反清革命组织，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凡入组织者必须书与誓词，履行宣誓手续，才能成为成员。当即有史青、陈宽沆（安陆人）等30人盟誓加入该组织。宣誓后，孙中山的誓词由史青收执，史青等人的誓词由孙中山保存。会议还决定，欧洲反清革命组织成立执行小组，小组由史青等九人负责日常事务，并指定史青寓所为中国革命组织驻欧洲总通讯处，史青担负着孙中山先生委托的中国革命组织欧洲支部的日常工作。此外，在美国、日本、南洋群岛和香港等地的革命党人及湖北留比学生的通讯联络也由史青负责。

　　此后，孙中山先后四次到达比利时的史青寓所，不断宣讲三民主义，传达革命宗旨。在频繁的接触中，孙中山与史青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孙中山先生视史青为得力骨干，勉励史青尽快学好专业本领，待中华民国建立后，回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05年夏，孙中山先生决定自欧洲再去日本。行前，史青等人写信通知湖北留日学生李书城、耿觐文（安陆人）等人，要求他们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并嘱咐他们筹划成立革命团体。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主持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比利时的史青寓所旋即改为中国同盟会欧洲同盟会欧洲支部。辛亥革命成功后，史青奉命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土木局局长。战乱甫平，百废待兴，孙中山先生把如此重要的国家土木建设工作交史青承担，足见对史青的信任和对其能力的赏识。

孙中山与吴禄贞

　　被孙中山誉为“盖世之杰”的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云梦县城关吴家台人。他从18岁留学日本时起，就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孙中山首倡的民主革命运动。

　　1898年，吴禄贞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学习现代军事，成为同批留日学生中最先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洗礼、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的人。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吴禄贞是当时同辈的两湖革命党人中，最早结识孙中山先生、并最早成为孙中山先生亲密战友的第一人，甚至比黄兴早五、六年结识孙中山。

　　1898年，孙中山先生从美国抵达日本不久后吴禄贞结识，通过几次交谈，孙中山觉得年仅18岁的他“头脑清洁，志气不凡，可堪深交”。吴禄贞多次聆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宣讲，对孙是“倾倒备至”，极力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率先在留日学生中宣传。1899年，孙中山先生正式创立兴中会，吴禄贞旋即参加，并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同志。在《复宗方小太郎函》中，孙中山极力赞扬吴禄贞的才干和为人，并以他为同志而自豪。吴禄贞还撰写了《孙逸仙》小册子，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为人美德。其时国内有许多人不了解、更不理解孙中山，甚至有人蔑视孙中山，说他是个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一类人物，不愿同他交往。《孙逸仙》小册子的出版，使人们逐渐了解并信服孙中山。

　　1900年，国内形势大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形，就召集吴禄贞等人议事，决定委派吴禄贞发动长江流域起义。吴禄贞奉命偕同唐才常于7月回国起事。他们在长江流域各地联络会党，造成潜在势力，继而成立五路自立军，准备8月29日起义。后因奸人告密，起义失败。虽然如此，吴禄贞的胆识，初次显示出来的武装组织能力，深为孙中山欣赏。重返日本时，孙中山亲自备酒，为他压惊。

　　1903年冬，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筹备组织华兴会，特地致函吴禄贞，邀他到湖南，共商革命大事。吴禄贞告别孙中山，欣然前往。来到长沙，吴禄贞向黄兴等人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及实践活动，言谈中流露出对孙中山的无比推崇和爱戴之情，深深感染了黄兴等人，产生了催化作用，使华兴会确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政纲，与兴中会的政纲基本相同。这样，吴禄贞的长沙之行，不仅促成了两湖革命志士的合作，而且使湖南的革命从一开始就纳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范畴。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陆军大臣荫昌调第六镇李纯部南下，吴禄贞请求随军南下却被清廷拒绝。这时，屯兵滦州的张绍曾举行兵谏，要求双方停战、清政府实行立宪。清政府派吴禄贞前往平息，吴禄贞到了滦州后却鼓动张绍曾起义，策应武昌起义，颠覆清王朝，张绍曾犹豫不决。随即山西也爆发了革命，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革命军都督，清廷调吴禄贞率第六镇前往镇压。吴禄贞却在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组建“燕晋联军”，商定于11月7日共讨北京。11月2日，吴禄贞向清廷谎称山西民军已接受招安，并以“消弭战争”为由在石家庄扣留了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此举令清廷产生了怀疑。11月7日，吴禄贞被袁世凯秘密买凶杀死，年仅31岁。孙中山先生闻讯大恸，彻夜难眠。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当时南北对峙、硝烟未散之际，孙中山把追怀吴禄贞烈士作为建国伊始的首要大事，亲自批示，明令褒奖吴禄贞，确定以大将军例予以抚恤。同年3月24日，黄兴领衔发起在上海张园举行了隆重的“吴禄贞先烈殉国追悼大会”。此时，孙中山正处于“南北议和”的困境中，加上痛失肱股，欲亲往灵前一哭，无奈国事万烦，不能前往，乃含泪挥毫，撰写了情深意切的祭文，亲派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前往代读。祭文回顾了当年在日本与吴禄贞的交往——“昔在东海，谈笑相逢”；并肯定了吴禄贞的历史功勋——“倡义江淮，建牙大通……关山万里，提兵燕蓟，壮心不已……建不世勋，恢复汉疆，邦基始建……”。后亲书“盖世之杰”一匾，表达了对亲密战友和学生吴禄贞的历史定论。

孙中山与汉川辛亥志士

　　二十世纪初，汉川马口镇的梁钟汉、梁耀汉、梁辉汉三兄弟深感小镇的天地太小，怀着排满兴汉的大志，相继赴日本留学。

　　1903年梁耀汉率先来到日本，在经纬学堂学习。他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与蓝天蔚在留学生中组织“义勇铁血团”，准备回国发动起义，推翻满清王朝。1905年梁耀汉回国后，在梁钟汉的帮助下，在武昌左二巷成立了“群学社”，作为联络军学各界同志的革命团体。同时，在武昌郎家巷开办了“明新公学”，作为培养革命后备力量的学校。1906年春，梁耀汉又在黄州成立了鸠译书社，秘密出版《孔孟心肝书》，宣传民权思想，为辛亥革命作前期的思想准备。后来，梁耀汉率“群学社”全体社员加入了“日知会”，实现了武汉的第一次革命力量大联合，这一壮举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赞许。

　　就在梁耀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梁钟汉东渡日本，就读于矿路学堂。1906年7月，经黄兴介绍，由孙中山监誓，梁钟汉在日本人头山满家中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同年10月，萍浏醴煤矿工人起，孙中山派遣梁钟汉与朱子龙、胡瑛等人回鄂与梁耀汉联络组织响应起义。因梁耀汉不在武汉，乃密邀群学社、日知会的刘静庵、季雨霖、何子植、周耀东、冯特民、任重远、黄警亚在汉阳伯牙台开会。会议商量决定，全体同志参加季雨霖招募的新兵营起事。然而，事机不密，被沔阳奸徒郭尧阶告发，梁钟汉、胡瑛、张难先、刘静庵、季雨霖等九人先后被捕入狱，群学社、明新公学均被查封，“日知会”也名存实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丙午之狱”。　

　　当时，清吏认定梁耀汉是此案在逃主犯，命缉捕队长徐升率队，会同襄河水师多次至马口镇梁兴茂家中搜捕梁耀汉。一次，清兵进屋搜捕时，梁耀汉镇定地化妆成一个接受“施药”的病人从清吏眼皮下溜走。又有一次，梁耀汉在家中安睡，清吏突然进行搜捕，梁耀汉迅速钻进秘密地道。床被犹温，清军遍搜不着，认为梁耀汉会“土遁”，乃作罢。

　　梁耀汉虽遭捕在逃，但仍致力对梁钟汉等九人进行营救。他求助美教会吴主教，呈请其公使转请清外务部致电鄂督，使狱中同志免去死刑；又与谭人凤联系，召集长江会党，设总部于九江，准备择期进攻武昌劫狱。后因内应乏人，狱中同志又不同意，联合长江会党进攻武昌的计划没有实现。1912年3月，梁耀汉遭宜昌驻军袭击身亡，梁钟汉闻讯十分悲痛，孙中山此时亦来汉，闻梁耀汉已逝，亲劝梁钟汉节哀为国。

　　在汉川辛亥志士诸人中，除梁氏兄弟等深受孙中山信任的义士外，还有冯亚佛等人，他们也与孙中山先生有诸多交往。

　　冯亚佛（1876￣1958），江川南湖人，1902年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攻读社会学，投身反清斗争。1905年加入同盟会，奉孙中山之命，到南洋婆罗洲宣传革命，组织、发展同盟会员，任《中华日报》编辑，并经营酿酒事业，筹措革命经费，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武昌首义后，回鄂任都督府秘书。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时任府河税局经理的冯亚佛偷偷将局内所存万余元拿出作为“讨袁”经费。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列入捕杀名单，逃亡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受孙中山委派第二次赴南洋，办理党务。1917年，孙中山担任海陆军大元帅，任命冯亚佛为元帅府参议、秘书。1922年冯亚佛奉孙先生之命令去福建运动军民，开展革命工作。因协助孙中山有功，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字牌匾相赠。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为捍卫革命成果，汉川辛亥志士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斗争。当时的湖北革命党人被捕杀，文学社在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的重要党人或被杀，或被投监。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革命党人宋教仁，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兴师讨袁。汉川的辛亥志士，同孙中山站在一起，积极投入二次革命。当时正留学日本的祁国钧、岑伟生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匆匆回国，投身赣宁之役；祁国钧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之战，岑伟生与梁钟汉先在吴淞讨袁总司令（即吴淞要寒司令）居正部，为讨袁奔走，吴淞失守后，又同投南京讨袁总司令何海鸣部，分别负责第三师宣传工作和担任总司令部参议、财政主任，并直接参加作战。原任鄂军第八师参谋长的向岩，毅然就任讨袁军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在雨花台大败袁军，打得袁将雷震春凫水而逃。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振资产阶级革命旗帜，准备继续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汉川的辛亥志士纷纷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兴师讨袁。是年，向岩在襄河沿岸组织农民兴起讨袁之师；张伟亦在脉旺一带组织讨袁义军，自任沔阳讨袁司令；祁国钧接受孙中山所赋任务，回国推进革命。

　　1915、1916两年，孙中山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汉川革命志士亦纷纷响应。1915年在讨袁中任湖北军事联系代表之一的黄家麟，被北洋军阀逮捕，判刑3年。出狱后，仍从事反袁的活动；袁世凯宣布改元复辟帝制后，邹幼云立即潜伏日本长崎秘密串联，组织反袁力量，回国积极倒袁，被荆襄司令石金川任命为汉川保卫团团长，积极进行反袁斗争。1916年1月，向岩以中华神武军总指挥名义，发布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檄文，对窃国贼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

　　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汉川辛亥志士跟随左右，参加护法运动。原文学社员、汉川军政分府副司令张卿云，担任孙中山的护卫队长；汉川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领袖梁钟汉，先后担任了大元帅府的咨议、参军；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为孙中山办理来往函牍的岑伟生，亦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向岩，率师参加护法战争，转战川、鄂、湘、豫、陕、甘等省，身经五十余战，生擒北洋政府陕西镇守使、旅长管聚全，屡建奇功。

　　在讨袁和护法诸役中，汉川辛亥志士英勇奋战、坚贞不屈，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14年，李诚反袁被捕,不屈而死；陈桂山讨袁失败，牺牲于武昌；张伟，在沔阳组织讨袁的战斗中，因军火不济，败走随州枣阳被俘，解至武昌杀害；祁国钧，12月31日从日本回到武昌时，因奸党告密，为段琪瑞逮捕，临刑前悲壮地留下了“不死于战场作国殇，乃死于横逆作雄鬼”的诗句。

　　1916年，黄家麟从事反袁策反，为鄂督王占元所害；张国荃，为筹集反袁经费，仿制官票，在南京被捕，被害于北京；梁辉汉，在汉川秘密组织反袁民军，为贼军旅长朱兆熊侦悉，被剖腹挖心而死。

1917年，邹幼云在汉川密谋响应护法，被汉川知县王绳高诱骗至县衙杀害。孙中山逝世后，汉川的辛亥志士除了王钻承之流，背叛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大革命时期疯狂地在汉川屠杀革命群众走向革命的反面外，绝大多数都遵循孙中山临终时提出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导，奋进不已，为革命事业继续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