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老河口市原人民政府整修的九个码头到目前为止均保存完好，只是码头的原有功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随着陆路、空运的繁荣和王甫洲水利发电站的建成，水运失去了往日的繁忙景象。但在晚清到民国这段时期老河口却是一个很繁荣的码头城市，可以说老河口是依码头而兴盛，同时也是因码头而衰落的。

一、老河口的历史、地理背景

老河口码头的兴起与明代鄂西北山区的开发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还是因为其自身的地理条件符合了水运的发展。

老河口地处汉水中游东岸，扼川陕咽喉，控鄂西北及川、陕、豫水陆交通接壤地区之孔道，历来为“四省物资集散地”，商业繁盛，手工业尤为发达，素有“小汉口”之称。老河口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赖于汉水便利的运输条件。相传明末清初，汉水改道（年代待考），光化县境内的西集街，新集，客落湖等商埠或距汉水较远，或因洪水冲没而逐渐衰落。老河口则依汉水之利，侍道路之便，天然条件促其较快的发展。上自汉中（陕西），下至武汉，相距4320华里（水运），人称“三个—千四百四个里”，即：汉中至安康，安康至老河口，老河口至汉口。而鄂西北及豫、川、陕接壤地货物的出口，生活用品的购进，多假道汉水。汉中至汉口直船达之甚少，皆因老河口以上水势湍急，滩险较多，其下河床宽阔，水势平稳；同时老河口处于汉江从山区向平原的过渡区，林业资源比较丰富，造船便易，是很好的商品中转站。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任乾德县令的时候就看到了当地的运输优势：“山多美木”，“以造舟车”。故此，上下船只或在此成交，或另换船只运输，以不历艰险、互为方便，使得此地的市场日趋繁盛。

二、晚清以降老河口码头的兴衰

1、之前未兴起的原因。汉江正处在南北交通的中间环节，在历史上不仅是秦巴之间的唯一运输线，而且是陕南地区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之一，因而在交通运输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老河口作为一个码头城市兴起却是在晚清的时候。这是因为明清以前汉江航运以漕运和军事运输为主要内容。唐代开凿的湖广漕运路线之一就是由汉口沿汉江至老河口，再由老河口沿丹江运至龙驹寨，由龙驹寨再陆运至长安，这条漕运路线对保证唐都长安的粮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专业化的用途局限了水运的功能，因此对沿岸地区的经济开发并未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过在宋代时老河口已有兴起的迹象，景佑五年为乾德县令的欧阳修写道“其民尤富”（《尚书屯田员外君墓表》），还有其他资料加以佐证：“襄阳路属邑光化，其山川土地既盛且沃，居民繁庶是异。”（薛简：《朱县尹政绩铭并序》）这都表明宋代的乾德县已经依仗水运优势具备了初步的发展规模。

2、明清时候老河口的码头。但是清以前老河口的发展还是比较滞后的，“明末原为汉水滨之一沙洲，初时仅为一民船停泊码头”（梁庆褚：《鄂棉产销研究》）。到了清代，尤其是晚清老河口的码头便日趋密集起来，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904-l911）第三次施工，修筑路家巷至“洋油栈”之河堤，历七年竣工，有码头二十一处：万福、望江楼、小码头、上大码头、龙王庙码头、均邦码头、太平码头、公议码头、湖南码头、新街码头、湿码头、米邦码头、下大码头、汉南码头、朝佛街码头、新码头、“洋油栈”码头、正兴街码头、老新街码头、大街码头、路家巷码头、干码头。基本上达到了老河口码头历史上最鼎盛的状态。

3、码头对商业发展的辐射作用。老河口地当汉水出山区进平原之交接处，汉水上游河道狭窄，滩多流急，从老河口以下河道宽坦，能行数百吨的轮船。上下航运船只以在此换载为便，逐渐形成川、陕、豫、鄂四省边区物资集散地。其主要经济区有：①汉水干流上游陕西安康、汉中两地区；②堵河流域竹山、竹溪等县；③丹江流域包括豫西的淅川、西峡等县；④任何流域包括川东达县地区；⑤市周围各县。

清雍正三年（1725），泾阳孟琅执政光邑，以河口人烟密集（约三万人），商贾咸集，烟火万家。镇区行人熙熙攘攘商业繁荣，夜市如昼，喧闹之声，十许里可闻。遂起建镇之念。乾隆中（公元1766年左右），光化县已为“商贾辐辏，烟火万家”“五方杂处，百货交集”的富庶之区。嘉庆五年（1800），督宪姜按临光化，见老河口镇容整饬，店镇林立，货物齐全，顾客盈门。且沿江码头常停泊舟船数百只，入夜则灯火长明，装卸货有时达旦，诚为全省不可多得之良港。

至光绪年间，城区内已有知名商店1200余家，外商几十家，主要经营桐油、药材、布匹、食盐等主要品种，交易金额白银5千万两。城内街道70余条，知名商店有山货油行业50家，钱庄90家，竹木行业40余家，猪行30余家，银楼30余家，南货业（包括酱园）60余家，药栈、药铺70余家，船行业20余家，丝烟铺50余家，糟坊、油坊40余家，纸坊10家，匹头79家，百货80余家，棉纱10余家，煤油5家，西药7家，染坊20余家，饮食服务业（包括茶馆500余家），共计1200余家。行商不在其内。商业已由综合性经营、发展为专业化经营，山货行、药材行、船行、银楼、皮革等行业相继兴起，其他重要商户达520余家，瓷业、竹木业、染坊、机织坊（土织）、纸作坊、丝作坊、油坊、粮行、花行、铜匠铺铁匠铺、木匠铺等遍布大街小巷。清末，钱庄骤增至93家（一说95家），代表各行业利益的“行会”竟达二十个，还有超“行会”的势力组织“八帮”、“三典”，后发展为十三帮，有山西帮、武昌帮、湖南帮、怀帮、福建帮、杭州帮、河南帮、四川帮、江西帮等。“三典”即鸿昌当铺、顺和当铺、聚兴当铺。码头工人也组建了“三班”一一刘家班、孙家班、白家班。“一会”一一谦吉会。各码头经常停泊船支达六、七千支，人口近八万。

三、民国老河口码头的进一步发展

1、民国初有头

小码头、上大码头、龙王庙码头、太平街码头、均帮码头、正兴街码头、湖南街码头、永丰码头、关财巷码头、杨泗庙码头、大街码头、干码头、湿码头、关帝庙码头、宋帮码头、下大码头、汉南码头、朝佛街码头、新码头、李家巷码头。后合编为14个，并有序号。即第一码头（上大码头）、第二码头（均帮码头）、第三码头（太平街码头）、第四码头（正兴街码头）、第五码头（湖南街码头）、第六码头（老新街码头）、第七码头（永丰码头）、第八码头（五福楼码头）、第九码头（杨泗庙码头）、第十码头（大街码头）、第十一码头（路家巷码头）、第十二码头（米帮码头）、第十三码头（下大码头）、第十四码头（朝佛街码头）。这些码头多是依街而建，如望江楼码头是依托望江街、太平街码头是依托太平街等等，都拥有自己的辐射区，这些辐射区相互之间也有交叉。

2、商业发展概况

辛亥革命前后，老河口商业特别发达，被称为“银钱窝”。那时老河口有水陆交通之便，是货物集散转运要地。在省内，上通两竹、两郧、房县、保康、谷城、兴山，下至武汉及沙、宜等地；在省外与陕西、河南、安徽等相联系。这些地方所产山货、土产及农副产品，集中老河口再运往外地；外省的特产及工业品到老河口再分运各地。据当时人统计：老河口有大街小巷共105条，还说老河口有72条花花街。白朗军破老河口后，用骡子驮走了很多金元宝（每锭五十两），老河口商家并不觉得怎样。白朗军破城后烧了黄州庙，火着三天三夜。黄州庙被烧以后，不久黄帮又筹款重建。二次建筑虽不及第一次富丽堂皇，但在老河口十三帮会馆中，仍居首位。老河口商业鼎盛时期，仅钱庄就有一百多家，黄帮就占80%。这种繁荣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

民间四年（1915）后，美、英、德、日、法五国外商接踵而来，设有：“亚西亚洋碱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油公司”等近20家“洋商”。民国八年，民族资本工业在此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英制糖公司”等分支机构；嗣后，西药、匹头、百货等商增加甚多。买办资产阶级也应运而生，规模较大的李兴友就经营了“太古”、“亚西亚”两个公司，襄裕一家独营“大美、怡和、德士古”三个公司。为“洋商”推销商品的还有“聚兴隆”、“春大”、“许启祥”、“谦和”等多家。

民国九年（1920）后，官商合办或经营的“启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豫丰机器面粉厂”相继开办；手工业也随之发展，有“平民织布厂”、“针记织袜厂”、“工艺实习所”等。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老河口的同业公会实增到42个，同年12月，国民党省政府《巡视光化县报告》称：商业输出多在老河口，每年输出棉花三万包，每包200斤，麻油三干篓，每篓300斤，掊子三千箱，每箱400斤，桐油五万篓，每篓190斤，牛羊皮八千担，每担100斤，此外，尚有房、保、谷等县所产，皮货、本耳、银耳等亦由此输出。其输入商品，多为“洋纱”布匹、红白糖、煤油、纸烟、洋靛等，且都由汉（口）沪（上海）等地假道于此，转运于鄂北及川、陕、豫诸地。

1935年，各行业组织同业公会，城内共有42个同业公会，加入各同业公会的共1072家行店。著名的商号有李兴发（酱园兼营行商）、协盛堂（中药材）、恒盛明（长途贩运棉花、山货）、天宝楼（金银首饰）、美华公（贩运山货）、永生玉（百货商店）、德盛全（匹头业）、谦和公司（代销德商染料、西药）等。

民国二十八年（1939）后，“五战区资源委员会”、“中国棉花公司”、“西北植物油公司”等官僚资产阶级商业移来八家之多，垄断了老河口的货物进出；民国二十三年（1944），有“中央银行”，“中南银行”、“华侨银行”、河南省农工银行”、“太裕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湖北省银行”、“大中银行”、“光化县银行”等十家金融业在此开业。盐业垄断组织已达极点，有“大陆”、“大记”、“裕太”、“鼎昌”、“长聚川”、“豫丰”、“久大”七家完全垄断了食盐供销。这期间，酒菜饭、饭馆、茶馆、旅栈、商行以及其他行业新增二、三百家；电影、戏剧、说书、评弹、武术、杂技等遍及闹市，人口已近十七万，其“繁盛景况，实屑空前。”

老河口的商业在清末至1945年日寇侵占时这一段时间确实是很繁荣的。但是抗战时间，老河口市区惨道日本飞机长期疯狂轰炸，很多商号纷纷外迁，老河口的商业一落千丈，直至解放时气仍未恢复。

四、衰落原因分析

民国期间，陇海铁路通车以后，部分地区物资由水运改经铁路，加之军阀混战，交通时常受阻，老河口的贸易额有所减少。1935年贸易总值2500万元左右。抗日战争时期，航运受阻，传统出口山货交易几乎停顿。1940、1941两年平均贸易额2000万元左右。1939至1944年，军政机关林立，人口聚增，饮食、旅店等服务行业大发展，市场表面异常繁荣，但经济实力大不如前。1945年，经日本侵略军蹂躏，商业元气大伤，时局动荡，殷实商户挟资外迁，商业清淡。

1949年包括产销兼营的手工业户、夫妻店、摊贩在内共计3520户，市场萧条。之后人民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一面努力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一面以政策优惠，经济资助等方法，扶持私营商业。建立全民、集体、私营几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经营方式的新型商业体系，商业面貌大为改观。但此时的老河口已经不能与晚清至民国期间的小汉口相提并论了。

下表就部分地反映了老河口码头的衰落状况：

老河口码头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争的摧毁。抗日战争后期，老河口遭受了敌机的狂轰乱炸，房屋损失严重，以后又沦于敌手达五月之久，整个城市变成—片废墟，商业一蹶不振。老河口原有的商家大多是从陕西、安徽、河南等地迁入，一旦遭遇战争便停业或是外迁，没有根基的商业经历战争的创伤后就流失了。

第二，京广铁路未经过该地。之前的商品流通以水运为主，陆运辅之。而现在铁路、公路、航空的安全便捷使得人们放弃了比较原始的水运，从而导致了水运的全面衰落，作为小汉口和丹江四大商埠之一的老河口当然也不能幸免。而贯通南北的京广铁路未通过老河口更是把老河口这个昔日发达的水运城市变成了一个交通的死角。

第三，丹江口水库和王甫洲水电站的建设阻断了水运，所谓“兴也水运，败也水运”。上下游的截断使得本来就不景气的水运从根本上被废弃了。

五、码头文化及其影响

虽然现在老河口的码头已经衰落了，不复当日的繁盛，但是码头已经形成了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从而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文化气质。码头文化使得老河口人比较重视江湖义气，如《正德光化县志·风俗类》就说到光化县“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光绪光化县志序》也提到了县民的“民多好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市里的治安，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码头文化的积极方面。

其一，码头的多元文化。码头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加上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地理位置，老河口的城市文化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多元特征。比较明显的就是饮食文化和戏曲文化的多元。相信每个本地人对老河口南腔北调的饮食文化都深有体会。老河口的小吃业是很发达的，东西南北无所不包，不仅饮食的品种灵活多样，老河口人还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饭食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最突出的就是对热干面的改造。还有戏曲文化等，老河口的豫剧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同时老河口的京剧也是很兴盛的，这种戏曲的交织也体现了码头文化的多元性质。

其二，码头的享乐文化。老河口的经济虽然并不发达，但是码头文化的开放性与交流性使得老河口人非常重视休闲。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饮食文化和戏曲文化外，老河口的服饰业、茶楼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商业街及多家专卖店的进入、各色茶馆酒楼的开办都深刻地表现了老河口人对享乐文化的需求。

其三，“小汉口”与“大汉口”。现在武汉在提倡打造“汉派文化”，而码头文化就是这个“汉派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被称为“小汉口”的老河口与“大汉口”武汉所有的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更多的是码头文化上的血肉相连。在其发展中也可以依托武汉的振兴，来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