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张难先(1874-1968)，号义痴，字难先，谱名辉澧，系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人。但世人皆只称其字。张难先以其漫漫94年的人生路，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民国时期是著名的“湖北三怪”之一，其一生的经历可圈可点，颇具传奇色彩。

一、投笔从戎   见危受命

张难先20岁那年，正值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满清朝廷的腐败无能给了他两次大的震动。此时他读《左传》，读到“恩小惠而忘大耻”句，即萌发了种族之见，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04年，30岁的张难先来到武昌，“广结当时豪杰，与胡瑛等人一起投笔从戎，在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湖北革命党人从张难先开始，就把目标放在了新军中。据欧阳瑞骅回忆：张难先、胡瑛等人在讨论从事革命的方法时，“佥谓宜从速运动军队入手，遂投八镇工程营充兵士。”张难先的回忆中也明确说明：他与胡瑛等人“俱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 共同的志趣和理想，让他们二人携手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散发《猛回头》《孙逸仙》和《黄帝魂》等书籍，成为湖北“运动军队”的先行者。当胡瑛告诉张难先，说黄兴准备在慈禧太后七十生辰时在长沙起义的消息时，张难先便说：“吾等须速立机关，准备响应。”于是分途联络军学两界同志，设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是武昌有革命运动机关的开始。

正是因为革命很注重运动士兵，科学补习所筹备会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召开时，军人在其中就占有绝对的优势。参加会议的除张难先、胡瑛之外，还有吕大森、欧阳瑞骅等12人。这当中工程营的士兵有8人，占12人中的三分之二，所以张难先又把科学补习所称为“工程营士兵所发起组织之革命机关”。同年7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所址设在多宝寺街附近，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了所长，干事。张难先被选为工程营干事，直接负责发动军队的工作。

不久，科学补习所通过胡瑛取得了与湖南革命团体东文讲习所（即华兴会的秘密机关）的联系。1906年，湖南、湖北两地的革命团体一度密谋起义，不曾想，华兴会的一个会员把起义之事泄露给了乡绅王先谦，王先谦当即向巡抚陆元鼎告密，陆元鼎派兵包围了华兴会机关，逮捕革命党人，搜出机密文件，从中得知武昌科学补习所与东文讲习所之关系。随后，陆元鼎发电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导致了科学补习所被破坏。胡瑛、朱子龙、宋教仁等人逃到了日本。

1905年，刘静庵借助美国圣公会的一个阅览室从事革命活动，独力缔造了一个革命机关——日知会。张难先也常去日知会，与刘策划革命活动。 1906年，孙文派遣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回汉，与日知会商量响应萍、浏、醴起义，被叛徒郭尧阶告密。幸而此时的张难先正在沔阳，正以仙桃镇集成学校校长的身份掩护革命活动。叛徒郭尧阶也是沔阳人，他知道张难先的行踪，便带领清军赴沔阳，于12月逮捕了张难先，押解至武昌监狱。至此，日知会共有9位革命党人员被捕，他们是刘静庵、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衡、张难先。其中刘静庵，朱子龙没有等到武昌首义成功，即病死狱中。

二、痛打叛徒    力保同志

1961年，张难先在《为五十六年前的一笔历史账答客问》一文中，详细回忆了被捕前后的历史过程，其中涉及到痛打叛徒的文字如下：“次日晚，抵武昌汉阳门。他们（指清兵）就喊了一顶轿子给我坐，派了一排兵押我到巡警道冯启钧的公馆内。坐了一会，忽见郭贼从门前走过。我就跑出来，抓着他的领口，捶了他两嘴巴，踢了他两脚，他话都说不出来，脸也黑了。看守我的士兵把我拉进房里，他就跑走了。后闻他被打以后吐血，又得了神经病，口里乱说，不久就死了。这是我平生一件最痛快的事。”

张难先第一次受审是在到达武昌的当天晚上。巡警道冯启钧派来一个文案，要张难先写科学补习所与刘静庵、胡瑛、朱子龙诸人运动军队之事及日知会与孙文派胡瑛、朱子龙和梁钟汉三人商量响应湖南暴动之事。张难先决定先写个简单的供状试探一下，很快就写了一份为何要当兵以及当兵时与胡瑛等人认识的供状，并申明自己后来一直在家乡办学，和胡瑛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冯启钧读了供状后，便亲自提审张难先。几个回合之后，张难先便非常清楚地知道，冯启钧只掌握了朱子龙的证据，却没有胡瑛、刘静庵等人的证据，他正是要从自己这里得到他们的证据。张难先心里有底了，他知道应该如何去保护同志了。因为郭尧阶的叛变，自己不承认在科学补习所及日知会做的事已不可能，但不可涉及其他同志，只需“自承革命，以一死绝事廷之欲，不涉谁何”。因此，当冯启钧再次让他写供词时，他向冯提出写供词的几条要求：第一，要有好的环境；第二，要有好的纸笔；第三，要有酒有肉。

冯启钧答应了张难先的要求，就在自己儿子的书房内，摆上酒菜，由几名士兵押着张难先去自己家。在冯家的书房里，张难先狂饮急书，承认自己矢志革命，但绝不提刘静庵、胡瑛、朱子龙三人。时隔多年，张难先并不记得当时的供词到底是什么，但大意很清楚：“现在我国大势，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外人虎视眈眈，时有鲸吞中国之欲，非革命无以救中国。我是坚持革命主义，有泰山可移此志不可移之概。” 这篇供词很快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上。不曾想，张之洞看到供词后，竟然非常欣赏张难先的古文功底和文字功底，遂要求冯启钧把张难先其他的供词取来，张之洞看完供词后，更加欣赏张难先：虽然此人历数朝庭弊病，声言革命，但引经据典都很妥贴，而且此人在家乡办学堂，倡言“当此世变紧急之时，应惜寸阴”，被捕时还在安排学校事宜，这哪里是革命党人做的事呢？

由于张之洞的欣赏，冯启钧便开始优待张难先，让他单独囚禁，由武弁、吏目各一人在牢房门口值班。吏目是四川人，听说张难先书法不错，便想在旧历年前求张难先写一副对联，张难先遂写下“我佛一生居地狱，中原何日净胡尘”的对联，吏目一看内容，吓得跑掉了。

张难先“在狱四阅月，忽患病，濒死者再矣！乡耆硕黄福、王劭恂等见而怜之，缓颊于按擦史梁鼎芬、巡警道冯启均之前，请保就医。先是总督张之洞爱惜难先，故寻有司疵，俾无成谳。” 因张之洞欣赏在先，按擦史、巡警道都乐得网开一面，批准张难先出狱就医。

张难先用自己的智慧，使清廷罗织刘静庵、胡瑛两人罪名的阴谋落空，自己也最终脱离牢笼。出狱后，张难先加入了革命团体文学社，并在武昌、汉川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 张难先火速赶到武汉，参加阳夏之战，并协助出狱后的李亚东守汉阳。不久，季雨霖任安、襄、郧、荆招讨使，他又被聘为顾问，任簿书，掌财务。并随季雨霖到仙桃，说服刘英、梁钟汉率部700余人归季麾下。季支援唐牺支攻打荆州，张难先留在了沙洋，结果季误听人言，对唐产生怀疑，电令张难先派胡玉珍营进攻唐的属下关克威部。张难先接电后即刻回电给季：“襄阳未下，荆郧未复，汉水以北，俱为敌有，若复自相残杀，纵不为身，若大局何？”季读电后方改变主意。

辛亥首义告成，正当论功行赏之时，张难先却回到沔阳，以教书糊口。南北议和后，曾被黎元洪委为顾问，因反对将大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而辞职不就，到崇阳主办“人学会”。不久，再次回沔阳以授徒度日。袁世凯复辟时，响应孙文的号召，赴广州投身南方国民政府。

1920年，杜威、罗素来北京讲学，他赴京求学，旋因生活无着，被介绍至参谋部任录事。1923年回籍办理堤工。9月，应李济深函约赴粤，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后历任梧州善后处参议，琼崖行政委员、监察院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

三、民国清官    人民本色

1928年，张难先就任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在任期间，他从整理弊病极大的厘金局的征收入手，慎选廉洁自律的官吏，严惩贪污腐败的官员。有关张难先惩治贪官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

1928年，湖北省政府受桂系控制。此时，汉口征收局局长就是白崇禧的胞兄白崇墨。白崇墨依仗弟弟，不理局务，坐拿干薪，张难先毫不犹豫地将其免了职。

关于张难先，还有两则颇有意味的小故事。故事并非全部真实，但却从中反映出人们对张难先的尊敬与爱戴：

1931年，蒋介石带着随从回老家浙江。当时浙江省财政紧缺，入不敷出。张难先率省府官员和驻军将领在机场迎接，并安排蒋介石向官员训话。蒋介石训话期间，坐在他身边的张难先突然站起来，提高声音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有您这讲话，卑职可以放心了。”说着，拉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叠单据放在蒋介石面前：“这是尊夫人偕同老夫人半个月前来杭州玩了几天的费用，共计13  780元，您看该怎样处理。本省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无能为力。”众目睽睽之下的蒋介石铁青着脸说：“谁开支，谁负责。” 张难先非常激动，声调高昂：“蒋委员长废私立公，廉洁自律，是党国的楷模，令张某佩服。”然后，他恭恭敬敬地向蒋介石弯下腰：“我代浙江省一千多万人感谢您了!”

1932年1月，宋美龄对张难先进行了一次突然的查访。当没带随从的宋美龄走进张难先家中时，见到的张夫人与农村老妪没有区别，她穿着一套粗布衣服，正坐在窗边纳鞋底。张难先得知宋美龄的来意后，起身扯开中堂悬挂的山水画，神龛中露出写有“张难先之灵位”的灵牌，张难先指着灵牌说：“我已为自己立下了生死灵位，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死，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有劳夫人转告蒋委员长，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立即自裁，以谢天下!”看到这生死牌位，听到这铮铮之言，宋美龄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宋美龄走后，张难先大怒：“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老蒋怀疑我，我还做什么官。”他即刻写好辞呈，吩咐夫人收拾行李，又用白纸写出告示，贴于省府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主席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张难先离开之时，杭州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杭州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的仅有张难先一人。

张难先回到武昌后，住在武昌灵山寺巷之灵山窝。虽然1931年的大水灾已经过去，但还有很多灾民生活艰难。张难先便开始为灾民四处奔走，设法救济。

1932年6月，蒋介石设立豫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总司令部内设有党政委员会，蒋介石特意请出张难先出任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并送上“特别费”3000元（另有一说是5000元），然张难先坚辞不受。

张难先上任后，一如既往地整饬风纪，访查贪污要案。湖北处于长江中游，地势相对低洼，水患严重。因此，湖北防汛堤款关系着全省人民的生命安全。可有官员竟鲸吞防汛款七八十万元。后贪污案发，主犯刘文荩被捉拿归案，由湖北省政府送武昌地方法院惩办。张难先非常关心此案，准备重点检查，却不料法院检察官已先将刘犯保释。张难先知悉后迅速报告蒋介石，在取得蒋介石的手令后，他亲自出马将武昌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胡恕逮捕，迫使该院将刘犯抓获归案，然后释放胡恕，将刘犯枪毙。

历届政府，查处有背景的贪污犯都非常困难。张难先知难而上，对省级大员也毫不手软。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偕其亲戚――贵州省府某秘书长之妻夹带大宗烟土，从四川重庆顺江而下，途经武汉时被侦悉。张难先率警员上船检查，搜出烟土数千斤，人赃并获，当即将王伯群解送总部办理。张难先不怕得罪高官及其后台，令湖北贪官股栗。

几件案件之后，张难先的青天之名在武汉广为传播。于是，又有人向张举报：湖北省水利局局长陈克明借1931年大水之机，浮报抢险经费。张派人进行调查，查实报销单据多属伪造，便进行了处理。这时，湖北省长杨永泰提出要将湖北省堤工经费专款提归中央，并命张难先为清理移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办理移交事宜。张难先力争无果，深为遗憾：予，鄂人也，如此不利桑梓之事，若因一官为之，吾子孙尚能解于鄂人乎？于是留下辞呈，北上北平。

四、史笔如椽  万古流芳

张难先和刘静庵是革命的战友，刘静庵被捕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他受酷刑，患重病，却矢志不渝，惨遭折磨后于1911年6月病死狱中。刘静庵最初是由教会安葬的，1928年公葬于武昌伏虎山。1929年张难先即为刘静庵撰写了碑文《烈士先生墓碑》。在碑文中，张难先高度评价刘静庵：“会例星期演讲，先生每登坛，痛述大局危亡状，以输其革命义意。不数月，军学界大感动，相率入会者达数千人”。

正因为刘静庵对革命的贡献，多年来，张难先一直都非常怀念刘静庵。1938年，他请画家张善子、王霞宙绘制了刘静庵的石刻画像。这幅画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藏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内，画上题有两则跋语，其中一则说明此画的来历：“民国二十七年五月，难先敬求张善子、王霞宙两先生素描石刻，……八月，余播迁彝陵题此。” 另一则跋语则是记录画像几经辗转后又重归张难先的时间和地点：“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张难先复识于陪都歌乐山”。这幅珍贵的画像上，有近30位辛亥革命志士题的像赞，诸如铁血英雄、正气长留、取义存仁等等。

1938年，张难先又与梁钟汉、欧阳瑞骅等人一起决议刻一块日知会纪念碑。由欧阳瑞骅撰碑文，张难先书写，刻碑一方。张难先如是说：‘“武昌革命成功，其种子实播于日知会。日知会本为美国教士阅报之所，刘烈士静庵资以为根据地，会长黄吉亭、胡兰亭极力援助，其势力潜滋暗长，始成辛亥首义之功，其绩不可灭也。”

烈士朱子龙是江陵人。1938年3月，张难先巡视江陵时，便专门拜谒了朱子龙烈士墓，当时距离朱子龙去世已经32年了，张难先回忆朱子龙“少颖异，有大志”，回忆他进入第八镇司书记，与刘静庵、宋教仁、胡瑛及自己一道，同谋革命，也很叹息他在入狱的第二年便“瘐毙江夏狱中”，“感时念旧，心怆以摧”，即提笔撰写了《烈士朱子龙碑文》。

辛亥先烈王汉，也是张难先所创科学补习所的重要成员。科学补习所事泄被封后，王汉匿居汉阳。1905年，清吏铁良南下巡查，王汉决意去刺杀。从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一直追踪至河南彰德，趁铁良下车换轿时，朝轿内连发三弹，可惜均未命中。在追捕之时，王汉投井，时年仅21岁。1946年夏，张难先请名画家周大吉、胡国亭彩绘王汉画像。画中的烈士神情庄重地站立于一株红梅树下，另有一株白梅正待开放。这幅画像上有张难先、居正、李翊东、赵师梅、宛思演、殷子恒、欧阳瑞骅等11位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题的像赞。此画一直由张难先保存，1979年才由其子捐献给国家。

张难先是科学补习所的创始人，也是辛亥革命的研究者。1943年，年届七旬的张难先，非常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觉辛亥武昌首义，于本省本国世界诸史乘，俱占重要之一页。”“武昌首义，实维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所以首义纪念，乃整个国家之雄风，并非湖北一省之虚誉也。惟明达察焉。” 于是，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为搜集史料，张难先遍访政府机构、图书馆、大学，并通过走访、信函等形式，向当事人、亲历者征集史料，仅收到的回信就达十六册之多。1943年冬，在重庆歌乐山住地，张难先开始提笔撰写《湖北丙午党狱汇记》和《湖北革命知之录》。

在编写这些书籍时，他给自己立下了四条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张难先清官一生，家用拮据，李春萱得知这个情况后，拟赠5000作为印书费用，被张难先婉言谢绝。由于张难先是科学补习所的创始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其所撰书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4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了《湖北革命知之录》，1946年5月又在上海再版。正是因为张难先的努力与行动，我们才能目睹烈士的风采，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

五、创办耻庐  迎接解放

1937年12月，抗日战争进行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登门思旧庵，请闭门读书的张难先出山，担任省府委员。陈诚担任第六战区军事长官和省政府主席后，又改组省府，任命张难先为民政厅长，遂赴恩施。1940年，张难先辞去民政厅长这一要职，陈诚派人送去银元1000元，张以无功不受馈赠拒绝接收。1942年，在恩施又被选为湖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张难先在恩施办有耻庐成人识字班。所谓“耻庐”，是张难先在恩施的寓所名称。张难先对耻庐的解释是：我们这些人，几度革命，不仅未把中国治理好，反而遭到日本侵略，实为耻辱也。我年已古稀，又隐居深山，不能报仇雪恨，故用“耻庐”，以示不忘国难。

抗战胜利后，张难先回到武昌，辞去一切公职，读书种菜。1946年12月，曾到南京参加《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留下白天打灯笼的奇闻。1948年夏，张难先收到了蒋介石寄来的“国策顾问”聘书和津贴数千元，他一概退还，既不要官，也不要钱。

1948年后，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不断失利，张难先与李书城等人一道，反对华中“剿总”白崇禧；1949年伊始，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住在珞珈山上的张难先便联络李书城、聂国青、周杰等人，积极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为保卫武汉献计献策。为了防止出现破坏行为和社会秩序混乱、市民生活困难等问题，他走下珞珈山，在市民中进行宣传，同时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使“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基本维持了原状。

1949年5月16日，武汉和平解放后，张难先协助驻汉解放军，继续抓“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的工作，被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聘为军管会参议。同年9月21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府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后又被选为监察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赴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经周恩来提议又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