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怪”之严重
少年俊才,从戎救国
严立三,又名严重,字立三(1892——1944年),晚以字行,别号劬园,湖北麻城人。其父严宜焕,晚年在安徽颖州府 任县知事,“廉正有惠声”,要求子女甚严,对严重的成长影响甚大。父亲英年早逝之后,家无余财,孤儿寡母,生活十分清苦。严立三少年时不苟言笑,学习勤奋刻苦,富有理想,成绩十分优异。当时正值列强侵凌日亟,外患严重,清廷腐朽无能,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为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严立三16岁时考入安徽陆军小学。时清政不纲,外侮日亟,常对时事发表议论,表示愿为报国救民而献身。辛亥革命爆发时,正在武汉,遂参加起义军,任某营司书,主动上书黎元洪,献策打退清军,须宣导军民之方法。黎称善,欲将其调司令部,遭辞谢。本营欲升其为书记官,亦不就。清帝退位后,即离鄂,漫游淮徐、齐鲁。8月返安徽复学,以第一名毕业。1914年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次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与邓演达、叶挺等为同学。1918年毕业后,分发边防军见习,以不满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卖命,遂离开部队,考入北京无线电传习所 ,学习期满,留所工作,后升为所长。1921年返湖北携家眷赴南京,在一所职业学校教书。后接邓演达电约赴广州,入粤军第一师邓铿部任副营长,旋升中校团副,屡建战功。
黄埔良师 北伐名将
1924年调黄埔军校, 1924年,严立三来到黄埔军校工作。先后在第一、二、三期任总队长。在此期间,以身作则,对学生管理严格而又呵护备至,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甚受同学敬佩,被誉为“黄埔良师”。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任第二十一师师长,率部北上,由韶关入江西,攻赣州 、南昌等,再入浙江、江苏。军纪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深受人民欢迎和支持。每战身先士卒,严饬纪律,用兵神速,所向披靡。在桐庐,经血战消灭孙传芳王牌劲旅孟昭月部1万多人,孙军闻严丧胆,只要听说“严盲人”(严视力不好)来了,便不战自退。
离蒋脱俗,待机而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立三与蒋介石意见不合。当时国民党左派的中心人物邓演达正在武汉,坚持反蒋,言论激烈。蒋介石素知严立三与邓演达交情深厚,对严更加不放心。在南京,蒋介石接见严立三,他对严立三说:“邓演达在武汉,天天喊要打倒我蒋介石,你同他是莫逆之交,为什么不去信劝阻他?”严当即申明,自己是革命军人,奉命北伐,只知任务是打倒军阀,与邓通信也只是说北伐尚未成功,宁汉不能分裂。蒋介石听后仍然不放心,就转移话题,问严近来身体怎么样,副师长陈诚能力怎么样?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严立三当即回答说:“我的胃病很厉害,请准我离职休养。陈诚是浙江青田人,能力很强,可以接替我的职务。”蒋介石要严回苏州待命,接着何应钦奉蒋之命,赶到苏州,集合队伍,宣布严师长因病休养,由副师长陈诚代理。宣布以后,全师哗然,引起骚乱,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收场。严立三当即出面制止,责令参谋长、军需处长交出关防及全部结余款项,由陈诚接管。严立三平时廉洁自持,这时全师还有结存银圆10万多元。他一块也不留,全部交出。部属的馈赠也一概不收。交接完毕后,严立三只身乘车去了杭州,脱去军装,换上僧衣,住进了天竺寺穿上僧衣,日与友人论学,揽湖山之胜以自适 。闻讯前去慰问的,他一概谢绝不见。严立三的这种处世态度,与他早年的学习修养有关。他喜爱读老庄,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以柔克刚等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北伐名将”进了寺庙,成为轰动当时社会的一大新闻。严立三这招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做法,的确精妙非常。因为当时他无法跟蒋介石硬碰硬,只有住进寺庙,当了和尚,全社会马上就会传开来,中国的舆论都会同情和支持他,他的名声也就越大,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与蒋介石抗衡。事实上,没过几个月,严立三就去湖北省当了民政厅长。
12月,应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之请,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时张难先理财政,石瑛长掌建设,一时省政府有贤人政府之称。严上任伊始即宣布用人公开,以考试及甄审录用官员 ,屏谢推荐,一时成为美谈。他认为民政目的,在于推行地方自治,因开办训政人员训练班,考选优秀人才,亲自授课,宣传自治。1928年2月任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时湖北由桂系控制,由于军人干预省政,严立三难以实现自己提出的关于逐步推行地方自治、实行二五减租等改革方案,十分痛苦。1928年春,蒋桂战争发生之前,严立三突然失踪,离职到庐山,过着自耕自农的生活。开始了将近10年的隐居生活。他就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前后一共不到半年。
隐居劬园,淡泊明志
严立三住在庐山含鄱岭南麓的太乙村,在太乙峰下建草庐“劬园”。自己种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导水入厨房,生活上坚持自食其力。劳动之外,便是读书,不过问时事政治。朋友知道他的情况后,纷纷给他送钱送物,他一律拒绝。有些黄埔学生前来探望,他劝他们不要来,以免招致麻烦。当时很多人对严立三的退隐,感到很不理解,称他为“怪人”。甚至有人嘲讽:“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南北交通要道的襄阳隆中隐居;严立三视官爵如敝屣,却住在冠盖云集的庐山。”来说明他的隐居是沽名钓誉。对于这些,严立三总是一笑置之,不加评论。
蒋介石对严立三一直都不放心,曾两次亲往太乙村访问,严立三都避而不见。由此可见严并非沽名钓誉,更见他的胆量。1930年,严立三回武汉看望生病的妻子。蒋介石觉得这是拉拢严立三的好机会。他派人秘密前往武昌,授严立三冯阎大战军事总指挥,并授上将军衔。为表诚意,老蒋让人把上将军服都带去了。老蒋这招对冯玉祥也许灵,对严立三就弄错了。
“九•一八”事变后,报界对严立三长期隐居庐山,有所报道,称之为“当今的‘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蒋介石见报之后大为震怒,曾想派人将严立三赶出庐山。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说严立三在黄埔学生中很有威信,给严难堪影响不好。不如用共赴国难的名义,邀请他到南京担任一个空头职衔。于是蒋介石派陈诚劝严立三到南京任军事训练总监,严拒绝了;二次又派陈诚劝驾,请严立三出任中国禁烟总监,又被严拒绝。
严立三回到庐山,在草庐的墙壁上贴满标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皆自然界之扒手,社会之蟊贼也!”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危机日趋严重。严立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十分愤慨,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非常忧虑。他报国无门,心情惆怅。1936年,严立三只身北上去陕西谒黄帝陵。他肩挑简单行李,沿途考察山川形势,访问民间疾苦。这次谒陵他一直是徒步往返,历时三个多月,在黄帝陵前,严立三洒下了悲愤的眼泪。
临危受命,为救国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再邀严立三出任公职。严立三认为保家卫国、共赴国难是军人天职,不能等着做亡国奴,这才答应下山。是年10月严便到南京请求上前线,后来蒋要严立三回湖北任省主席。严立三见和他同去的何成浚曾担任过湖北省政府主席,便一再推让。11月,“行政院”发布何成浚任湖北省主席,严立三为民政厅长的政府公告。1938年6月,蒋介石改组湖北省政府,派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严仍兼民政厅长。这时,陈诚身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忙于军事,无暇兼顾,省主席由严立三代理。严立三为人有侠骨,不徇私情,敢于碰硬。在代理湖北省主席期间,力主禁鸦片烟,特别禁止公务人员吸食鸦片。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吸食鸦片,经严立三批准处以死刑,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接着严立三又以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规定,凡吸、售、种、运、藏鸦片烟者,一律处以死刑。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是严立三亲自选用的人。朱敲诈一商行法币2000元,严派人查证属实后,命令第四区专员金巨堂,将朱鼎钧逮捕解省。金与朱是老乡,关系密切,多方包庇朱而不执行严的命令。严立三亲自派保警队去沙市,将朱鼎钧押解到宜昌交付审判。金巨堂又请保定军校同学,江防司令郭忏出面力保,企图借郭忏是湖北省境内最高军事长官的地位,逼迫严立三屈服。严立三不为所动,最终还是将朱鼎钧法办。
时石瑛任建设厅长,张难先为省政府委员,三人被称为湖北“ 三怪杰”。1938年7月,湖北省政府改组,陈诚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因陈兼职甚多,要严负责省府。在严主持下,湖北为支援武汉会战、坚持抗战,做了许多工作。在日军临近武汉之际,日夜操劳,布置学校、机关、以及民众的转移和疏散。10月24日,即日军进占武汉的前 一日,始离汉转赴宜昌。时省政府已迁至恩施,严仍在宜昌三游洞办公,安置从沦陷区逃难 的群众。他首倡在恩施办联合中学,把一万多学生迁到恩施,一切费用由政府提供,宁愿减少省保安团的开支,也要保证学校的经费。
1939年2月,省政府主席陈诚因在重庆主持军委会政治部工作,由严代理主席。严立三经常到各地视察,以了解民情吏治。事先不发通知,也不准迎送。总是带一个通信员,配一匹驮行李用的马,到达目的地之后,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吃了饭之后就到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办理公务,不受任何接待。有一天,严立三来到咸丰县政府,县长秦绍恬还没起床,闻省里有人来,便命在会客室等候。严立三于是手书一张“立三有事会见县太爷”的纸条,交勤务员递进去。秦绍恬见纸条后大惊,立即整衣相迎。严问:“县政府几点钟办公?”秦答:“八点”。严立三因坐至八点半还没见一人来办公,不禁大发雷霆,命秦到省政府听候处理。原来严立三头天就来到了咸丰县城,住在一家小客栈,听闻老百姓叫县长绰号为“秦少刮”。严立三探知秦绍恬政声不佳,早已不满,并非仅因其迟到办公而一时发作。严立三喜欢早起,起床后常常步行到附近各学校、机关,检查作息制度。一天清晨,他步行来到一高中,六时已过,学生还没起床。他亲自执锤击钟,惊醒校中师生。学校主任见代省主席站在操场上,连忙集合学生,请他讲话。他却说:“大好时光,不要被训话耽误了。只希望先生们理解抗战时期,青年学生在此读书不易。千万要珍惜时间,不要误人子弟。”说完后又立即到省政府的各厅、处突击检查,及时处理问题,整饬怠职行为。至此,公务人员也就不敢玩忽职守了,省府机关很快就出现严肃、紧张的气氛,改变了以往拖沓的陋习。
投身教育 潜心治学
1940年7月,严立三辞去代理省主席,由陈诚回任。严立三卸职时,任内的“主席特别办公费”节余约有数万元,陈诚不便接受,派人送还给严立三,被严立三拒绝,后来陈诚按照严立三的意见,将这笔钱拨作救济难民之用了。陈诚回任之后,对省政府进行了全面改组,给严立三留了个省政府委员的位置。严立三坚辞不就,既不参加省府例会,也不拿委员薪金。后来干脆离开当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到湖北宣恩县居住。在宣恩县创办了“晒坪垦殖处” ,自己开荒种地,自食其力。同时,他还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
严立三除在宣恩中学任教外,还从事学术著作。他好学深思,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研究,见解独特。他早年有些学术论著,包括《大学辨宗》一书在内,都未曾公开发表。当年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很推崇严立三的道德学问,抗战前曾劝他出版。严持谦逊态度,表示要待晚年再说。社会上一般人知其为名流者多,知其为学人者少。只有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少数学者,知道严立三在学术上的造诣。此时严立三开始着手撰写《〈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该书脱稿之后,严立三以自己的力量印了两百部,分赠图书馆和少数朋友、学生。
1944年,严立三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多次要求医生别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因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语词恳切,闻者莫不感动。弥留之际,留下了“有罪要火葬”的五字遗言。一代怪杰严立三与世长辞之后,社会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董必武惊闻噩耗,特地从重庆寄去一副挽联,以表达对严立三逝世的痛惜和哀悼之情。联云:“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严立三一生清正廉洁,不营私产,生活艰苦朴素。死后家境萧条,生养死葬都成了问题。万耀煌任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时,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移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以表达社会各界对其不平凡的一生的敬仰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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