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美术馆

研讨会纪要

整理：陈肃、高星、姜宇微、秦艺、马文婷   统稿：张娜

时    间：2008年11月29日

地    点：湖北省艺术馆艺术交流中心

主    题：水墨观望——浙江水墨画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意义

学术主持：沈 伟（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

沈 伟（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展览学术主持）：感谢各位专家和朋友来到省艺术馆参加六位杭州水墨艺术家的展览以及艺术研讨活动。2004年，我们在美术文献艺术中心举办了第一次的展览——“记忆的泊位·浙江当代青年水墨画家邀请展”，四年以后，我们又在湖北省艺术馆举办第二次展览，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水墨观望——浙江水墨画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意义”。

武汉和杭州，是两个各具强烈地方特色的创作地区，武汉一直以充满探索性为全国所瞩目，杭州则是以它的文化记忆见长，举办这样的交流展，对于双方的创作思维以及作品的发展路向都是有所助益的。我们都希望把这样的展览继续地延续下去，因为四年的时光里，中国艺术在变化，这次展览的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另外这期间，六位艺术家组织了一个名为“午社”的艺术群体，按照谢海的说法，“午社”基本上就好像一个读书会。然而，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非常强烈地体现出水墨艺术的某种特质，引申出水墨艺术是一种可以呈现历史文脉的特殊画种。

武汉一直重在探索水墨画的转型和现代化，在武汉举办这样的交流展，其实是把杭州的特色愈加强化了。因此我觉得，当探索性与传统性相碰撞，必然能够引发出很多建设性的火花。下面请各位专家畅所欲言，这六位青年艺术家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武汉的专家的一些意见。

周韶华（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西湖的这六位朋友已经是第二次来武汉了，这次展览使我加深了对他们的认识，我觉得这四年他们进步非常大。这次展览分为两个展厅，一个展厅是偏向于传统的作品，另一个展厅则是侧重于现代的作品。我们今天都在弘扬传统，他们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很欣赏他们的这种记忆的停泊，我对展览的印象就是西湖文化现象。

宋元以来，西湖这个地方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精华与亮点，世世代代从西湖走出了很多重要的画家。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低谷、或者说中断的状态，现在非常需要我们重新来接触传统、认识传统，发扬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文化精髓。

几位艺术家所表达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有相当的文化含金量的，比如宋元小品、明清山水，都很到位，让人感到很亲切，他们对传统的解读与努力，是非常值得称赞的。现在有些人天天标榜传统，但是他们既没有接触过传统，也没有深入地理解传统，我觉得这是伪传统，毒害了很多年轻人。那些人心不静，很浮躁，只是空喊口号，讲官话、套话，这就造成很多对传统认识的误区。其实传统的精华是非常高雅的，称之为国粹，西湖的几位青年艺术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从他们的画中，我感觉到他们的心气很静，心静自得万物。浙江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些青年艺术家还能够静下心来钻进传统的精华之中，成果还是非常可喜的。

第二个展厅展览的几位青年艺术家比较侧重于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本土性与当代性的和谐统一问题。只有本土性与当代性获得高度的和谐与融合，我们在国际上才有话语权，否则我们拿出来的现代作品，别人也认为是伪现代的，不是真正的现代。这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在造型、绘画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是以本土文化作为依据的，现代感就非常好。

我们谈到西方现代派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两种偏差：一种偏差是认为西方现代派一切都好，另一种偏差就是认为西方现代派什么都不好，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科学的。西方现代艺术从塞尚以来对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和语言表达方式，在整个文化史上，这个时期的创造也是最活跃、最丰富的，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也非常重要。太笼统的否定西方现代艺术是很不公道的，无视了文化的最本真的意义。当然，由于西方现代艺术走向极端，反对传统，极端否定绘画的造型、色彩和结构，最后就否定了绘画本身，离开了绘画，变成了其它的东西，我们对这个方面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觉得这几位青年艺术家的现代作品把握得非常好，本土性和当代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艺术要发展进步，没有古代和现代的交叉融合，没有东方和西方的交叉融合，艺术就很难谈得上进步和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们的作品恰到好处，不是故意哗众取宠，画得很有道理，画得有滋有味。这种西湖文化现象，是中国画的一个缩影，但是却反映出当下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本质性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次展览比上一次展览是大大向前推进了，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

 沈 伟：感谢周老师的鼓励！确实也像周老师所讲到的，我们的生存环境就像一个土壤，记忆其实是文化的根，今天呈现出的艺术品，应该具有“活”的当代品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杭州艺术家的“午社”画友群体，经常定期地进行阅读、探讨、创作、交流，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这种创作状态非常好。下面请谢海具体介绍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状况，以及四年来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所思所想。

 谢海（《美术报》编辑，参展艺术家）：首先感谢傅中望先生对我们这次展览的鼎力支持，今天呈现的这个展览效果，湖北省艺术馆以及很多好朋友都做出了大量辛苦的铺垫工作，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六个人，很多年来就在一起玩，一起画画、看书、学习。2004年时，我们很仓促地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之后马上就把它呈现出来变成一个展览，变成一本书，还把它拿到了武汉。然而这一次，我们是做了充分地准备才过来的。

来武汉之前，我们在浙江办了一个预展，很多朋友都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到武汉来办展览，而且是到傅中望老师主持的艺术馆办展览，但是我告诉他们：武汉是一个文化先锋的地方，早在我们学习绘画的时候，很多的视觉记忆和艺术思想都是与武汉这个城市相关的，武汉是我们的视觉记忆、也是我们的精神记忆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当于我们记忆的一个驿站。

这次展览，可能代表着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城市和一个比较前卫或者比较激进的城市的碰撞，它会产生一些特别的意义，同时，也正是这些特别的意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以及水墨创作更加有意思。另外，浙江一直被浙江以外的画家或者理论家认为是最恪守传统、最正本清源的一个省，认为浙江画家的画以及生活状态都与当代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如果真正地走近这些画家，可能会有一个别样的看法。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水墨观望”，就浙江水墨艺术而言，很短的一个时间里我们最观望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是市场，这是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我们所说的最不学术的一个问题。但问题在于，最近这段时间，艺术市场对于包括我们六个人在内的所有的浙江画家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在来武汉的路上，我和夏烈、金心明都感慨颇多，为什么我们好多的画家、我们仰望的老师都轰然倒下了？这与市场可能有直截了当的关系，在“水墨观望”这个研讨会里，我想这是一个最没办法绕开的话题。此外，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和解释，所以来武汉之后，我们拜访了周老和刘刚纪先生。我们可能在不断地画画，我们也在不断进行所谓的“创作”，但是总感觉缺少一个文字的层面。因此，今天的研讨会，我们希望得到各位朋友和老师的支持。

刚刚沈伟说到“午社”，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午社”总共八个人，参加我们这次展览的六个人，其中有四位都是“午社”的成员。“午社”是一个自发的学术团体，类似读书会的形式，我们经常在一起读书、画画。2004年在武汉展览结束回到杭州之后，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立了这个学术社团，从本质上讲，成立社团和今天的展览并无关系。但这六位画家都是浙江水墨画坛的新生力量，我们一直在为浙江水墨画界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在画画，也在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思考与探索转化为今天这个展览。所以，我们今天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这次在湖北能够再次得到各位朋友和老师的指导。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和老师，你们的到来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也是对我们青年水墨画家的一种信赖。 

沈 伟：西湖的特定的文化氛围，使这六位艺术家还在坚持用水墨来呈现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心得，在水墨当中寄托他们的一种理想。然而，水墨艺术毕竟和当代类型的艺术不一样，当代艺术的关键在于它是直接地介入当代的一些问题之中，水墨艺术则在直觉上总是来源于一种记忆，来源于一个文脉。武汉一直是作为一种艺术先锋的状态存在的，所以这六位艺术家每次到武汉办展览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种顾虑。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当我们谈到文化的先进性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时代环境的问题，也许在某种特定的时代，我们相对来讲，“保守”这两个字，未尝不是前卫的一种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方式。所以，把这次展览置放于傅中望老师领衔的湖北省艺术馆，本身就传达出武汉所具有的这种革命性的背景。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呈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传统的样式，那么所引发的话题可能会更多一些。 

贺飞白（湖北美术出版社原社长）：我觉得这六位艺术家的状态非常好，画如其人，从他们的画里可以感觉到他们一点儿都不浮躁，不浮躁是做艺术的最好状态。另外，我觉得他们非常真诚，研究传统就是要扎扎实实地研究传统，他们的作品很纯粹，笔墨功夫和艺术修养都很好。第二个展厅里有一幅画，在图式形态方面有些新的变化，但是不论怎么变，仍然继承了文人画的那种格调与笔墨情趣。

我觉得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不论审美布局、审美对象，还是审美情感，都是有一个起点的，这个起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广义上的文化传统。任何离开这个基础和起点的突如其来的发展或创新，都是不存在的。任何“观望”都应该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中，这是一个审美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审美空间的问题，正如《易经》里所说：“变则通，通则久。”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没有变化发展，那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出现了对传统的艺术价值的一种全新认识，也可以叫做回归。在那一段时间出现了新文化的崛起，这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的社团，这里面的画家也是参差不齐，但是，他们在继承文人画的格调，以笔墨情趣来传载人文精神方面是非常明确的。

我觉得各种形态的艺术都有存在的价值，艺术观念、艺术形态应当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正如人们常说：看安格尔的画，他的审美情感在情绪上得到满足；看马蒂斯的画，他的审美情感得到宣泄；看蒙德里安的抽象作品，他的审美情感得到净化。我很赞成邵大箴先生最近的一个论断：“历史证明，艺术创作中的新与旧，从来都是模糊的，一个吃掉另一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多元的碰撞，互相借鉴，互相促进，艺术才能够繁荣与兴盛，这次展览将是我们互相学习与交流的很好机会。

 刘一原（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我今天很认真地看了几位画家的作品，刚才也很认真地听了谢海的发言，让我非常感动。我很早就想与六位画家坐在一起，他们坚持了很多年，又在武汉这个地方办展览，其实，武汉是很乐于接纳外来的朋友的，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

我刚刚从杭州回来，我觉得西湖在发生着变化，就像我们“午社”的朋友们一样，都在发生着变化。虽然发生着变化，但西湖仍然是西湖，它那种文雅的、传统的文化气息依然氤氲在空气之中，我们今天仍然能感受得到，所不同的是，西湖变得更加喧闹了一些，更有趣了，也变宽了。西湖的变化也像我们杭州的画家朋友们所产生的变化一样，既要保持传统文化上的优势特点，同时也要随着时代的步伐发展自身。西湖很有意思，它在城市的中央，不是封闭的，它和整个城市是相连接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地在西湖边游乐，我认为这是西湖的一大特点。这也与我们“午社”的朋友们一样，都抱着一种很开放的心态，结交各方面的朋友。

我觉得本土文化很重要，杭州的朋友们一直在坚守着江浙一带的本土文化的特征，这一点不应该抛弃，哪怕你是做现代艺术，但是一方水土一方人，还是应该保留本地区的特点。大家都说我们湖北地区的画家前卫、新颖，其实这与楚国的历史有很大关系。楚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上是短暂的，但是只要朋友们去湖北省博物馆看看我们楚国的文物，就会知道其中的内在联系了。周老师以及我们其它很多画家的画中都充盈着一种流动感、一种神秘感，这是与楚国的文化相通的，这是不以历史为转移的。本土文化是艺术发展的根，这一点必须要保留，不同地域的画家一定要保持本地区画家的特点。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与文化的熏陶是不知不觉地沁入的，是逃避不了的，也是不用去逃避的，要接受这个事实，把握其中好的方面，反而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午社”的朋友们在这一点上把握得很好，没有受太多外部的干扰。

前阵子我去北京办展览，碰到了一位老先生，他说了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大家借鉴，他说：“不要跟着别人跑、不要跟着前人跑、不要跟着西方跑”，这三个“不要跟着跑”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很值得借鉴。其实，当代中国水墨艺术非常讲究文脉关系，我在与范迪安馆长谈话中也感到他对中国现代水墨相当关注，他更关注的就是现代水墨的上下文关系，也就是它和传统的关系，和未来艺术的关系，这构成了一种很合情合理、有文化内涵的关系，中国现代水墨不能完全模仿西方。

我前些天看了一篇文章，颇有感触，他认为：“关于绘画，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考虑过多，很难画画，这些都是很理性的东西，其实与人本身的资源一样，如果画家本身拥有一些资源，他自然而然地会利用这个资源，这不是强求的事情，是很随缘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艺术追求上，有时候要随意就随意，拥有自己的优势，画自己的画，认真地把自己的一份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现在有些人吸取了西方的一些东西之后就想马上改变传统材料，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毛笔和宣纸的利用空间相当大，所以绝不要轻易改变我们自身的材料，并且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材料。其实，艺术语言比材料更加重要，材料只是局部。我从六位朋友的作品中学到不少的东西，人都不是完美的，事物也不是完美的，只有大家互相补充，互相吸取，用一种很包容的心态，才能把事情做好。 

钟孺乾（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浙江与湖北，不管在传统还是在前卫方面可以对话的点都是比较多的。在传统方面，浙江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而湖北有楚文化；在现代方面，湖北在八十年代异军突起，而浙江方面做得也是相当火热，而且持续的时间好像比武汉还要长。比如说谷文达、萧鲁，萧鲁一声枪响，结束了我们所谓的前卫。在高等教育和艺术教育方面，浙江艺术家是走得比较稳健的，也是走得比较清醒的。

艺术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情，杭州这些朋友做得非常有人性味，有哥们意识。传统有传统的标准，现代有现代的标准，做得有意思是要有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的，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我看这六位画家的画，有些很难说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传统越往深处走，越需要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过去在我们现代意识很昌盛的时候，有人很悲观地说走传统道路不行，但是现在怎么往深处做，做我们愿意做的，做得比古代人还有意思，这是一个大课题。无论传统还是现代，如果我们认真做艺术，就要回到我们文化的本位上去，这才会做得更好一点儿、更深一点儿、更好玩一点儿、更有意思一点儿。 

谢鸿辉（湖北美术出版社副社长）：简单地说，我觉得这些作品很好玩，而且玩得津津有味，很有品位。我认为，艺术既要好玩也要是艺术，这可能也是在座的画家们追求的一种状态。画画不要太直接，不要太功利，观念不要太直白，画画还是要静下心来，实实在在，这样的玩，确实也是一种境界。我觉得，真正要把艺术做精，心态很重要。真正地把艺术作为一种游戏来玩，这也是艺术的一个主要功用，也可能是画画的一种高境界。

另外，我觉得展览总体结构上有一种差异性的趣味。真正的差异性趣味是体现在画家自身上面的，有的画家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来表现这种差异性趣味，有的是通过深刻刻画向平面化、边缘化靠拢来实现的，有的是通过从精神象牙塔向日常生活化转变来实现的。从技术处理上来看，也有浓、淡、干、湿、动、静、方、圆以及笔墨的差异性趣味，在画家的整体把握下，组成了不同的图式语言。

真正的差异性趣味还是体现在图式的不同上，我并不是否定笔墨在审美上的独立性价值，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说法，进一步强调图式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当代画家来说，具有自然的选择权是最重要的，个性化的图式可能正是代表这个画家曾经拥有选择权、使用权的最重要的证据。我这样说并不是想从理论上、学术上拔高大家，也不是想把艺术精英化、使命化的意思，我仅仅是想使大家的艺术能够更多地回到日常生活化、社会化的过程中来，回到与自我、与观众互动的平行关系之中，只有从这个意义来说，艺术才是好玩的，艺术才有价值，才是名副其实的。 

夏  烈（杭州市作家协会秘书长）：非常感谢也很荣幸受邀参加这次画展，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湖北美术界的各位老师。今天我想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70年代，一个是关于文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很多历史文化的因素都叠加在一起，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这些60、70年代的人，其实都碰到了那种相同时代的文化语境，这个语境对我们所产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的心灵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时代？

这几位画家所从事的水墨艺术涉及一个宏大的传统的问题，我认为，所谓的传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传统，而是有很多的传统。中国古代的传统是一个古典的传统，是一个大传统，那么“五四”是不是一个新的传统？“毛时代”是不是又是一个传统？“邓时代”是不是又是一个传统？而到了现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不是要面临一些新的“这个时代”？这些传统对我们这几代人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你也不得不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归根结底是一种“心”的回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消化那么多的传统？我觉得我们70这一代人逃脱不了这种消化，逃脱不了这种责任，逃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我认为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是文学写作，还是绘画语言，其实都在表达我们心灵所面临的那么多的传统的一个消化过程。在这个消化过程当中你怎么走，是没有太多依傍的，你得按照个人的努力往前走，当然也可以同气相求。就像“午社”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同气相求，互相的思维进行碰撞和交流的一种机会。这样一种消化，我觉得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挑战，对我们的交流也是有益的。所以我有时候跟他们在一起，就会获得一些新的启迪，是艺术给我们文学的一种启迪。这样我觉得我们70这一代在往前走，互相之间还有一个支撑，是一种同气相求的依靠。

各位前辈都知道浙江是国画传统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有时候我也在想，文学也是这样。有一次我接待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个朋友，然后请他们从断桥绕一个小圈，一直到孤山、楼外楼、文澜阁、西泠印社、秋瑾墓、西泠桥苏小小的墓、武松的墓，一直到黄宾虹的雕像面前，就那么一小段，却充满了密集的人文信息，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好好地做了一回导游，之后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呆呆地站在黄宾虹的雕像面前，我就傻了。我第一次感觉到浙江给我的压力，这种压力也许同样是他们所面临的压力。这个传统太牛了！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其实那种“呆”是一种非常激动和兴奋的“呆”，但同时也有一种责任和创造力的“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样去承担这些东西？这种激动是对前辈的尊敬，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责任的挑战，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生在浙江的70后这代人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绘画具有文学性，虽然我对绘画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觉得好的画里面有文学的味道，好的作品让人百看不厌，对人也有一种文学的感受力、影响力和辐射力，这就是我认为的一种文学性。我甚至认为文学的修养可能成为任何艺术的基础修养，甚至就把文学认为是一种我们看待世界或者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当你养成了“文学的眼睛”的时候，你看待一花一草，一树一鸟，它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学的观照。那么养成了这种眼睛，这个心灵之后，你再去画画，就是有文学性的绘画；去做音乐，就是一种文学性的音乐。我们有没有把文学看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看成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这种文学性在今天是否值得提出来？我看过西方的美术史家对梵高画作的解读，他们说画的后面有强大的文学性，甚至有人指出梵高是一个文学画家。梵高是在用一种“文学的眼睛”观照生活，面对日常。无论你是用水墨还是用油画的形式，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文学的眼睛”来承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水墨艺术这种传统的形式，带来了我们心灵的宁静。在这个时代，焦虑与浮躁太明显了，这些水墨作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宁静感，这种宁静感成为我们足以应付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的一个基本方式。其实，这就是当代“心学”的问题。宁静、淡定的“心学”的奠定，需要一个丰富的修养过程。你奠定了，再看待任何事物，就会安之若素。无论市场还是名利，都会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内心的力量，有了这个内心的力量，原创力也会有了。

刘一原：我非常同意夏烈的观点，文学就是人学，它是一个人的内心修为。但是在绘画界，这种说法很多人都不同意，他们认为画画就是画画，要文学做什么，文学是一个基本精神的东西。我的观点源自我的从艺经历，我在八十年代接触了一批朋友，对我最有影响的不是画家，而是哲学家张志扬，美学家、诗人鲁萌，还有哲学家严家祺，文学家易中天等等。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开一次研讨会，所以我感触很深。其实，对一个画家真正的发展来说，专门只局限于本绘画专业圈子是远远不够的。朱屺瞻先生在《癖斯居画谈》中说，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圈外的，从事历史与文学的。所以，我觉得艺术的精神性是很重要的，艺术不是一个外表花哨的东西，它必须要揭示人的情感。我坚信，人类的情感永远是文艺作品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沈 伟：夏烈这个七十年代人的发言又勾起了刘老师在八十年代里的记忆，确实是这样， ’85美术思潮时期，艺术家并不是单纯地在一个小圈子里做一件事，而是和文学、哲学、美学的思考、以及与整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联系在一起的。

刘春冰（湖北省美协副秘书长）：刚才我在展厅里观望了一下，我觉得用古人的八个字来形容比较合适，“气质俱盛”与“备仪不俗”。实际上，这几位画家的绘画已经进入了当代绘画的范畴，他们的绘画语言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画。看到这几位画家的文人画，我就想到吴藕汀先生的画，好像感受到了杭州美术界的一角。我觉得70后的这一代画家还是很好玩的，他们和一些老先生好像在心灵上没有什么障碍，好像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心态，逾越年龄的界限，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看到他们的画，我觉得他们是在求“真”。求“真”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真”：一个层面是对自然物象的取舍，另一个是所谓的“神韵”。这两个层面我在他们的画面里都看到了，好像有一种生命感，或者是一种情感流淌在他们的画里。   

此外，我觉得中国画的笔墨不能简单化。在这几位画家的画作中我感受到了很多时代的气息，运用了一些当代的艺术语言，但是我还是有一种感觉，觉得有些画面是否有些简单了。我希望以后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丰富笔墨语言，我们可以去重新审视笔墨，但是我们不是去割裂这个传统。 

樊 枫（武汉美术馆执行馆长）：杭州这六位艺术家的画展我已经看过三遍了，他们的画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作品书写精湛、表达细腻、立意高远，传承审美品位很到位。

中国画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实际上大家都一直在思考。中国画在百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是在两种模式上进行，一个是在更替上不断的强化、衍生，另一个是在关注点、体裁、表现手法上不断地创新。就创新而言，有林风眠、徐悲鸿等等，他们做得比较多一点。那么，在后来者里有我们省的周老，还有吴冠中、台湾的刘国松，他们都是在思考中国画的发展。我也是画中国画的，我觉得中国画的发展还是很难的，难在哪里呢？我觉得西方当代绘画非常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发挥，但是中国画好像被要求得特别多。中国画走的比较远一点，就要强调笔墨，如果完全笔墨，又被说为完全延续古人的那套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时代也需要交替地发展，这样才能够使中国画文化比较丰富地衍生下去。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画边界的文章，这是缘于全国美展上经常出现的中国画改革的话题。有人认为：“中国画应该像油画、像版画”，但是如果这样的一种语言继续发展，有时候就会造成中国画的本体的失落。比如说中国画的线形造型，就中国画本体语言而言，这是非常需要的，这种线形造型本身的用笔方法和西方绘画就有所区别。此外，中国画的线形发展也需要多样化，像我们周老的画在运用线形上也做了很多的思考，他用很大的笔在宣纸上横涂竖抹，中国画的那种飞白、快慢、节奏和情感在画的语境中都体现了出来。

我感觉金心明这次展览的作品横短线用得很多，抽掉了中间的环节，比较强化了那种线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至于罗剑华的画，上次在深圳的展览就让我印象深刻，感觉画得非常精道，看了以后有种可以与作者变换的那种感觉，用线也比较好。谢海的画这两年在思考上也深入了很多，我觉得他这一次的画在体裁上拉开了一些距离。他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人，一方面把传统抓住，另一方面，我感觉他要思考一种新的东西。谢海是很富有激情的人，他那股野劲、那股调皮劲的确是很容易打动人，我觉得他的这种实践还可以再扩大一点点，还可以做得更加惊心动魄一点，我们对他很有信心。希望下次到我们武汉美术馆来举办你们六人的画展。 

李乃蔚（武汉画院一级美术师）：我赞同刚才周老师谈到的“既有本土性又有当代性”的观点，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比较偏重于传统，所以我较偏爱你们中间的那些比较讲究传统的作品。我认为，如果中国画既能用传统的样式和技法表达感觉，又能传达出当代性印象，这样的作品确实是最难的。就像一个人跳舞一样，不是故意在那里拼了命的夸张，做一些大动作，而是跳得很含蓄，但是又要给人感觉有新意、有创新，我觉得这个难度可能是最大的。然而，今天我从你们几位画家的作品里面，感觉到有这些东西。我觉得水墨的创新是最难的，因为它有很多传统与底蕴，有很多所谓的永恒性的东西，很难去感受它。但是，如果真的能够从里面走出来，又走出自己，再加上个人的文化，又有本土的文化意识，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

罗  彬（中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看到这次展览画册时说了一句外行话，我问沈伟：这画册的边怎么没切好啊？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我这样的想法。沈伟就说我是外行，这是现在很讲究的一种毛边的味道，纯手工做的，就印刷品来讲，这是一种很奢侈的做法。所以我就感受到这几位朋友关注到了很多不太会被人注意的细节，甚至他们所做的，很多人都没有感受到，或者只有很少的人理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很多事情，真的就是做给那些“素心人”、或者说是那种“有心人”去理解的。

在这个前提上，看这六位画家的画，可能我们也会有同样的观感。四年前我不认识他们，当时我第一次看到金心明的画，我觉得他画得真好。其实，他们这六个人无论是画风还是性格都有不相同的地方，但也有相同的地方——可能都是文学青年，一起读书，把这样一种旧文化的优点传承了下来。

实际上，他们这六个人的画风差别是很大的，比如李戈晔、王犁和章耀、心明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在一起很和谐，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缩影。“当代文化”是什么？我觉得，就应该像儒家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既有共同点，同时在个人的追求上面又有自己的东西，“差异”其实就是当代性。

谢晓虹（湖北省美术院一级美术师）：我是第一次和这六位画家谋面，之前我仅在《都市言情》那本书上看到过王犁的照片，我也很喜欢他的文章。西湖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才子和佳人，那种雅致的品格、以及文化和理想是和这样的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杭州是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沉淀的一座城市。所以，当我走进杭州的时候，或是接触杭州的艺术家的时候，都是怀着一种很敬仰的心情。我前两天到杭州，看了黄宾虹先生的画展，我走近他的作品，真的是怀着很敬仰的心情，看了很久都不愿离去，感觉和他非常亲近。所以，今天当我站在你们六位杭州艺术家的作品面前时，我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好比是收到用文字来书写的情书，它具有珍藏的意义，也成为我个人对这次展览的一个记忆。

罗彬老师非常细致，我们都没有发现这本画册是手工制作出来的，所以杭州给人的感觉就是雅致与品味。你们带来的这个展览以及这本画册，都体现了你们的这种特质，而且让我向往你们“午社”的群体。你们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其实也是你们骨子当中对传统的一种继承，是读书、文字、诗文的修养。其实，对于艺术家来说，传统是需要继承的，而且读书对于画家来说也应该是每天都要去做的一件事。从你们的作品当中，我感觉到你们有一种很自信的表达状态，虽然每个画家的作品面貌不同，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很自在、很自识的创作，而且你们的传统笔墨当中拥有很强的书写性。还有一点我很喜欢，就是文学青年的傲气和傲骨以及反思的态度在你们的作品当中也有体现，这是一种个人气质在绘画当中的展示。

周  颢（湖北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王犁、金心明、李戈晔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感觉他们这次的作品带来了我们对杭州的印象，其实他们带过来的也是一种文化的印象、一种文化的记忆。

武汉这个地方其实更多地是在思考另外的一些东西，和杭州那边有一些差异，可能像有些人说的更加革命一些，或者说更加前卫一些，那么这两种文化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碰撞。杭州的文化与个人的生活非常贴近，包括他们的作品，与个人的生活状态是非常贴近的。但是，武汉的艺术家可能更多关注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思考文化的问题，作品则比较切入当下。

我刚才看到周韶华先生的一些作品，气势恢宏，非常震撼，而且他的画让人感觉不像是一位老先生创作的，感觉很当下。特别是北边展厅中的作品，直接切入当代文化，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与追溯。而且，我感觉这次展览与周老早年的作品有一个差异，他的笔墨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笔墨，而是把语言上的很多痕迹慢慢地给化掉了。他的这种境界有点印证了中国最高的一种境界，就是“画境”。周老有点这样的趋向，我感到很了不起，场景非常的恢宏、华丽，像交响乐一样，周老的艺术对武汉的艺术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探索与我们的老师那辈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老师那辈人更多关注的是很宏大的一些课题，但是我们关注的是一些更加现实的问题。观望杭州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可能更多地是以自己的生活、阅读、文化体验等方面作为切入点，我与他们是同龄人，在某些方面我感觉很亲近，自己可能也做过类似的思考。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取向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有的追得很“远”，有的取得很“近”，“远”就是直接追到文化体验中去了，“近”就是直接展示自己的生活体验。就像王犁和李戈晔，更多地是在展示自己的生活，描述一种体验，而像金心明、罗剑华的作品，则更多地是用笔墨来展示他们对文化的一种体验。

文化存在一种相对的地域性，在湖北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很有意义，有的时候需要这样一种文化之间的碰撞，相互之间产生一种交流，其实武汉的艺术家也有必要走到南方去，在那个环境里面再相互之间印证一下，希望这样的展览以后再多办一些。 

刘 宇（武汉美术馆副馆长）：我觉得这个展览是打开杭州和武汉之间艺术交流的一个窗口与平台，更是交流艺术的一架桥梁。

2005年我跟周老师到杭州办展览，当时我心里也是有这个疑虑的，周老师的风格在杭州会不会有人接受？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江院长发表了一场非常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周老师一直在寻找中国传统艺术的根，通过这个展览把这个根寻到了。而且，我印象深刻地还有展览结束后，我们在西湖上面租了一条船，浙江的这些青年艺术家与周老师一起共同探讨，也正是通过那次展览，我和这些杭州的艺术家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我感觉他们也是非常包容的，和我们湖北一样，所以我想这次展览的意义应该在这个方面。

这几年我们一直都在不断地接触，不断地交流，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不光在画画，还在思考。我记得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去拜访周老师，还拜访了刘纲纪先生，谈了很多哲学和美术上的问题。这五年之间，我多次去杭州，特别是谢海的画室。王犁前段时间寄给我一本书，我也认真地读了几遍。真的感觉他们读了很多的书，感受颇多。

刚才谢海谈了一个问题，就是对艺术市场的感受，我对艺术市场有一定的研究，目前的经济萧条对艺术市场的冲击非常大。前些时我到北京拜访了尚扬老师，他生活非常简朴，但却非常自信地在创作。之后，我又走访很多当地的青年艺术家，但是他们的表现却是非常焦虑，艺术市场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所以我就感觉到，在艺术市场恶劣的状况下，一直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是不太会考虑艺术市场的，对于其他的人，这个影响就会非常大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杭州这六位艺术家的创作非常安静，也非常执著，不会受这些方面的影响。 

孔 成（合肥久留米友好美术馆）：杭州的这六位画家都是我的师兄、师妹，我们都是从西湖边出来的，实际上，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他们的画，不管是传统风格还是当代风格，我觉得他们的画都是在不断地进步。我认为他们六个画家的创作风格可分为两派，罗老师、章耀和金心明画的是一种信仰，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定的信仰，另外几位画的则是一种自我，一种个性。我觉得，研究传统很正确，但是走当代也没错，这两个是和谐统一的，不研究传统就走不了当代，关注当代是必然的，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坚持当代更是必然的。

今天我集中看到这些作品以后，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冲动，一定要把这个画展带到安徽。从美院毕业以后，很遗憾，我没有像几位师兄那样坚持艺术创作，我更多地关注艺术市场和经营这方面的事情。我想我要向他们好好学习，然后把他们的作品引荐到安徽，虽然他们这几位不一定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但是在当代70后的中国水墨艺术领域，应该是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水墨是画家表达自己情趣、观念的一种手段，是中国画家特有的一个手段，是中国画家的一个传统元素，应该把它发扬光大。

另外，我这次来武汉是第一次和湖北省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面对面地接触，感到很激动，这些艺术家都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这个画展的下一站就是在我们安徽合肥，安徽的学术氛围和展览氛围相比于浙江、湖北都要稍微弱一点，但我会尽力，争取把这个画展办得像今天一样成功，希望下个月在座的老师有时间也能够到安徽去指导和交流。 

金心明（参展艺术家）：2004年，我们“诚惶诚恐”地来到武汉办展览，确实是因为“楚地”对我们来讲有一种敬畏性，不仅仅是这个地方的文化创造性，还有它很强大的文化底蕴。当时，很多在座的老师，包括周老先生，也都亲自对我们的作品作了点评。经过四、五年后，我们还是坚定不移地到湖北来办了这第二次展览，这一次，虽然还是有点“诚惶诚恐”，但是这个“诚惶诚恐”里又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应该说是比较温暖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次展览很隆重，沈伟老师主持，傅中望老师担任整个展览的总策划，再加上这次展览给我们的这种现场感，让我们都非常激动。还有今天的研讨会，不但有2004年参与的一些老师，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老师，包括很多在座的我们并不认识的朋友，这种强烈的氛围，我们六个人都很感动，这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两次到这里来，对我们来讲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坚定了我们对画画的热爱，真诚地希望能够做好这个专业，把画画好。事实也证明，两次活动，各位老师的参与和点评，对我们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代表我们六个参展画家，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和老师的支持与指导！ 

傅中望（湖北省艺术馆馆长）：杭州的这六位艺术家两度来到武汉办展览，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们还能够安静地品味传统艺术，在水墨艺术中执着追求，我是非常敬佩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画时就感觉很舒服，我觉得有些艺术是属于“养心”的艺术，是看着“养眼”的艺术，而有些则是“攻心”的艺术，甚至有点是“闹心”。在这样一个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文化背景，艺术家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创造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个人的选择或许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艺术家的责任，就是要面对这个时代和现实做出思考和反应。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几位艺术家能够一直沉浸在传统里？特别是金心明，他的山水画还有那些古代人物的出现，那么他的时代感和当代性如何体现？其实，我觉得这仍然是一种当代性，他用这样一种品味传统的方式来回应这个时代，这也是当代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很关注谢海画的玻璃瓶子之类的东西，虽然我对水墨的具体技术问题不太了解，但是我比较关注艺术家的物象的表达，他选择画什么？为什么画？到底想寻求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中国画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对自然的有机物体的表达可能在语言、材料方面很贴切，然而用中国画画现代的一些器皿，我觉得这不是它的长处，但是谢海非要去画玻璃瓶，我想这背后肯定有他的思考和想法，他是在用思想画画。艺术应该是人的观念形态的一种表达，而不仅仅是笔墨的问题。

今天的研讨会开得很好，真正达到了学术交流的目的。湖北省艺术馆作为一个公共的艺术平台，就是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推动艺术的创作，同时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艺术和艺术家。那么，在水墨艺术这个领域，我也希望有更多地创新，甚至有些文化的碰撞，通过一些研讨会，引发一些话题，个人的思考有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在这样一种讨论、探讨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所启发。 

沈 伟：每次的研讨，总会有很多的火花，也有很多的遗憾。艺术是需要细读的，也是需要细谈的。

感谢湖北的各位专家对这次展览的关注，也感谢几位杭州艺术家再次来到武汉，对武汉怀有那份惦念之心。实际上，几位杭州艺术家也非常看重湖北的艺术探讨的氛围，因为湖北的艺术探讨更具有一种包容性和多样性，这在我们今天的研讨会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另外，也要感谢做出很多具体工作的艺术馆工作人员以及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的同学，感谢你们的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