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转——2011三官殿1号艺术展”
中转——2011三官殿1号艺术展
学术研讨会纪要
整理:仇海波
时 间:2011年12月17日
地 点:湖北美术馆艺术交流中心
主 题: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的可能性
主 持:冀少峰(湖北美术馆艺术总监)
与会专家(以发言顺序为序):
皮道坚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张 晴 中国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殷双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主编
孙振华 深圳雕塑院院长、批评家
鲁 虹 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批评家
顾振清 批评家、策展人
林 志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批评家
吴 鸿 艺术国际网主编
马钦忠 批评家、策展人
彭 肜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导
高 岭 批评家、策展人
刘礼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博士、青年批评家
段 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青年批评家
李建春 青年批评家
曹 丹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胡朝阳 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
银小宾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执行主编
夏 梓 湖北美术馆策划推广部副主任
胡 莺 湖北美术馆学术研究部主任
徐 亮 《世界艺术》主编
严长元 中国文化报美术周刊主编
谢 慕 雅昌艺术网副总编辑
皮道坚:我想先从这次展览的主题“中转”说起。我觉得“中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这两个字含义非常丰富。“中转”是航空的一个术语,是到站之后再中转,意思就是他们的路一直都没有停止,他们一直在途中,在这条路上行走,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中转到哪里,而是他们没有停止自己艺术创作和艺术探索的旅程,虽然旅程在开始都是很艰难的。“中转”意味着他们在途中,他们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他们坚持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非常用功的进行探索。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中转很好,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这些艺术家的一种艺术创作和艺术探索的精神。
第二,从1989年到2009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和创作语境的变化,这8位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他们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达方式以及他们所表达的内涵比80年代的时候要深刻的多,要充实的多,要丰富的多。另一方面,他们的艺术语言都非常得独到,这8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成熟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达方式,而且非常耐人寻味。
第三,这8个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当下中国人生存方式一种非常真实的、生动的体现,作品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参观完展览,老人有老人的感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感受,都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很多东西。
总而言之,我觉得看了一个非常棒的展览,这个展览是湖北美术馆2011年的一个收官之作,也是湖北美术馆一个新的展览品牌,三官殿1号是一个起步,我希望以后每年一届的三官殿1号展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思想、智慧和才情。
张 晴:湖北曾经是“八五新潮”的重镇,当时这里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到了90年代,这些艺术家纷纷到了北京、深圳和广州。这些艺术家在9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但是在这次展览中他们的作品又有了对当今世界和社会的新感受、新反映。比如傅中望的作品,李邦耀先生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风格形成于前几年,但是今年仍然有一种发展。今天在展厅中也看到了少华的作品,他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和精致的推敲,令人感到敬佩。在座的八位艺术家都有了一个新的气象和面貌,所以我想这个展览不仅是对这一代人的总结,也是湖北美术馆研究当代艺术工作成果的展现。
殷双喜:过去大家都认为湖北人性格执着,甚至有点偏执,但是这次展览却很好地显示了这个地区的一种大气象、大包容的文化艺术格局。过去在座的一些画家都很有成就,但是某些方面专注的点过于小,这样就不容易覆盖和聚焦。湖北画家大多很勤奋,很努力、创作能力也很出色,不足的是少了一点准和狠,这一点要像湖南人一样狠,敢打仗,敢拼命。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的可能性”,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天然的带有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艺术家走向国际的特色所在。
这次展览,我的感觉是这8位画家有一种中国文化的回归和本位意识。这个展览的题目叫“中转”,“中转”就是处在未定状态,我们就会问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高更已经问了100多年了,最终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谁”。所以“中转”是未定的中间状态,但是你们的来处是比较明晰的。
杨国辛、李邦耀、袁晓舫等在座的这些画家,我觉得你们的作品里都有波普的因子。比如肖丰的《校园和禅寺》,李邦耀的《富贵花开》等等,这都是我们熟悉的传统。方少华的《竹林》,早期的《宫殿》,石磊的“人和动物,人和空间”,傅中望的《天井》和《长寿椅》。不过,傅中望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其他的画家转换题材或者转换画面,只是转换了不同的观看对象,傅中望的《天井》转换的是观看方式。杨国辛的作品,我觉得他在艺术语言上真正达到了现代主义画家的水准,但是对江南人文的表现和题材,还有些朦胧,还没有完全想明白,到底是惋惜、歌颂,还是怀念,对江南人文的态度不是很清晰。李邦耀的作品在装置和影像上有所作为,重要的是想法。魏光庆的作品切入得非常犀利,力度很强。所以我觉得这几位画家都非常优秀,少华中间有一段画的少一些,但是画画的才华都是一流的,湖北画家的格局和气度相当成熟,这个不容易。
孙振华:我把这次参观展览活动的感受归纳成五个“一”。
第一个“一”,这是一个研究性很强的展览。一个好的展览就像一篇好的论文一样会有自己的问题和观点以及论证,有充分的材料,在这方面,这个展览是我在湖北美术馆见到的展览中带有标志性的展览,它提出的问题、研究问题的深度比起过去一般的回顾展来讲学术性增强了,特别这次还有纪实的纪录片配合展览,非常好!
第二个“一”,我看到了一份很有分量的策展文章。这个文章在画册里也有,少峰对这几个人的把握是下了功夫的。
第三个“一”,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追踪的艺术家群体。这个群体很典型,每个人的状态和创作都不同,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回顾当代艺术来讨论它的可能性,把这一批人找出来做一个研究和展览,我觉得非常好。
第四个“一”,这个展览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主题。我觉得这个展览不是给这些人歌功颂德,这个主题很低调。实际上他们取“中转”这个名字作为主题,也有一种疑惑和彷徨,自己的艺术之路怎么走下去?怎么往前发展?这是他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才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第五个“一”,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研讨主题。“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的可能性”,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主题,它描述了当代艺术的主题,现在当代艺术,都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更有力度的一种思想来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抗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
鲁 虹:前几天在长沙,听到一些参加中央美院进修班的学生向我介绍他们班的优秀学生,其中就谈到了冀少峰。冀少峰这几年上得很猛,比如这个展览就做得非常有开拓性,也很好,在此谨表示祝贺。我首先谈谈展览的模式。现在在国内外很多城市都在举办“三年展”或“双年展”,应该说,这类展览对于提高一个城市和美术馆的知名度是很有益处的,不过这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这类展览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对经费要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对场地的要求也越来越大,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有些甚至难以为继了,所以有人对“三年展”与“双年展”到底怎么做提出了疑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美术馆推出的“三官殿1号”展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因为它不但可以与国际接轨,即围绕一个大的主题,挑选许多位艺术家参展,也可以围绕一个主题,只挑选几位艺术家参展。比如这个展览,就只选取了8位艺术家。但正如大家所说,这个展览的质量很好,拿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有特色的。
我觉得这八位艺术家的综合素质与手头功夫都非常优秀。他们以前的问题是,在作品并没有效传播的前提下不停地变化母题与风格,这肯定有问题。相比起来,这种状况已得到改善,现在,不仅每个人都有稳定的发展逻辑,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新的开拓性,即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手法上,包括使用的媒介都有新的开拓,也显示了旺盛的创造力。这非常不容易。实际上,每一个艺术家也用他们的方式回答了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如何发展的问题。另外,在很多50、60年代的艺术家为迎合市场,固守自己风格,不断重复自己的背景下,参展艺术家不向市场低头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总之,这个展览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研究与总结,最后希望湖北美术馆将第二回展、第三回的“三官殿1号”展越做越好,进而打造出自己的品牌来。
顾振清:这个展览的主题“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的可能性”非常好,“中转”的话题也一直是很多艺术家为之感到困惑的问题,这个主题能把问题提出来,是一种很现实的态度,我觉得艺术就是要有一个现实的态度。
艺术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如果说当代艺术生产的是人类的创新精神,释放和改变的是社会的潜能,很多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创新还有没有可能性。现在很多艺术家做了很多新的作品,感觉自己在形式上或者方法论上有创新,结果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二三十年前在欧美的某个地方其他艺术家已经做过了,造成了追尾,这样的追尾算不算创新?是否属于对既有创新的一次引进?在当代或者现代艺术的文化逻辑里,创新已经非常非常难,很难找到立足点或者出发点。但是我认为创新是有条件的,只要满足条件也还是有可能的,尽管我们一定要有信息作为参照,但是我们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创新就会有可能。
艺术的生命肯定是不断的自我突破和创新,面对一个既有的所谓的现代艺术架构,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现在艺术的架构,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艺术,这里面的创新的确非常困难,因为现代艺术架构的打造很多是在二战以前基本已经完成。当代艺术关心的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样的特点造成了后来才发展的国家和后起国家不断创造当代艺术新的定义和新的内容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我们所创造的艺术,把我们所进行的自我实践拿到欧美去汇报,人家还是会给我们很高的门槛。这个世界已经是多极化的世界,很多经济的发动机已经不在欧美,有可能在美洲,但是我们还老是抱着欧美所开启的所谓的当代艺术的这种价值观不放,不去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自我的架构,如果不尊重自主创新,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应该改变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创造,这样的创造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
林 志:我想讲几个问题:
第一,这8位艺术家的作品体现了他们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同时又是对东方现代人的一种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再现。展览的主题“中转”具有革命性,它是一个转换,是从一个变成另一个,是一个深化的过程。
第二,当今社会和全球的资本实际上在中国,如果说资本是决定着资本主义,资本决定一切的话,那么现在有可能要改成社会主义决定一切。目前来讲,资本的流向基本上是从大陆流往全球。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并非都是一刀切的资本化,这里面的多样性就是左翼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完善性,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如果没有1949年的革命,没有韩战和越战,也就没有48小时工作日,也就不会有福利制度的完善,就没有退休金。国际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最终必须妥协。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座的8位艺术家有他们自己鲜明的特点,而不是在西方的范畴下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
杨小彦:我想对现场作品谈一些具体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背后,好象有一种悖论,有一种质疑,好像自己跟自己打架,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第一个词是质疑,质疑造成了混杂的错觉。展览的艺术家都是我所熟悉的,比如方少华,他质疑的对象是古典图象。他的画有绘画性,但他不张扬,而是用绘画性质疑古典图象。于是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样做的目的,或者说创新的具体指向是什么?比如杨国辛,我很熟悉他的艺术,他刚好相反,他没有绘画性,他画的是玻璃片外的风景。杨国辛的画有镜头的概念,有影象的概念,作品还加了宋词,用的是英语,又是印刷体,就互相形成了一种悖论,使得它的含义有一种多义性。他究竟是告诉我们江南情景的可尊敬呢?还是不可尊敬?比如石磊,他也有绘画性,他对绘画性的理解好像没有方少华那么消极。石磊有一种心理主义的东西,石磊院长在大家面前出现时很爽朗,但可能他自己一个人呆在工作室的时候,更像一个梦游者,一个不能定义的梦游者,这跟他的绘画性产生了一种矛盾。我看石磊的作品,他到底是张扬还是不张扬绘画性呢?李邦耀的装置做得很漂亮,我们仔细看他画的物品,是围绕着自己的生活,他有没有把物品的时尚有所体现呢?我最近是自行车发烧友,我看李邦耀画的自行车完全没有今天的自行车的概念。我们看李邦耀的画,他画物品的进化史,为什么没有包含更时尚的东西呢?这说明他的艺术也有悖论,是物的进化史,更是对自己生活有影响的物的进化史。好像这帮艺术家,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掌握的绘画技巧过不去。方少华手上的功夫就很厉害,但他们不炫耀自己的技巧。傅中望最精彩的概念是“榫卯”,但他没有把这个概念继续下去,今天傅中望的方向变了,他的作品也指向了当代生活。我觉得这些画家都是否属于时尚,或者,我们认为,他们希望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回应当下生活的变化,试图重新定义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些风格具体化了之后,一起呈现在一个展场中时,一个地域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就反映出来了。我们在一个西方因素不断冲击下的状况下从事创作,艺术家把创新与风格的独特性作为目标的时候,他们应对的生活,究竟是现实的生活,还是自己的个人回忆?也许它们是两件事,也许会重合。“湖北现象”是否和这种应对与创新有关系?至少,在这8个人的作品中某种共通性是有目共睹的。
有趣的是8个人当中有4个后来到了广州。我是广州过来的,我知道他们跟广东美术界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现在关系多一点了。他们跟广东的艺术氛围好像也有差距,他们好像生活在华师的环境里,继续做他们的艺术。其实,他们很热爱广东的生活。于是,最后我想问,这两个地区,广州和武汉,对他们的创新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否更凸显了一种“湖北现象”?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吴 鸿:我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在全球化理论提出之后才有全球化。近几年,有一些考古学,或者是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只不过主流的历史学不愿意承认这种现象。
第二,中转的概念不一定是中英文之间简单的翻译,中文的名词翻译成英文可能会把这个东西具体化。我觉得中转包含了很多因素,首先从地域概念,武汉或者是湖北,既有传统文化的积淀,历史上武汉又是九省通衢,也是南北东西商业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我觉得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更多体现的是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和人在旅途的一种飘忽感。石磊的作品我很有体会,把平面和立体经过转换,形成错觉,在现实场景中产生空间设计上的错觉,由此带来人的飘忽感。中转不仅仅是地域上中转的概念,还有一种精神或者是知识的中转,8位艺术家大多是教师,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当代艺术的理念传播和中转。
马钦忠:我想讲三点看法:第一,口号与沉思。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从八五以来8位湖北艺术家20多年艺术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体现的核心就是从那个时代“臣民”的精神向“公民”精神的转化。波普艺术在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深刻的影响?因为我们喊出了一个压抑太久的口号:我们是个体、个人,是作为独立精神的公民,而不仅仅是“被教化”、“被驯导”的臣民。
第二,同步性和差异性。我们在国内接受的教育,我们所有的历史,包括我们对图象的读解差距如此大,有的人失望、绝望,有的人就想办法找出更好的道路。中国和西方差异如此之大,太不同步了。可今天,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进入同步化的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更让同步化进入同态化。但是同步化带来了问题。我们的视觉图像的制造从哪找资源,我们在参与和推进当代艺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放到国外博物馆的时候,能不能立得住?能不能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没有他们任何的影子,又有中国的文化精神,又有我们对当代文化的批判和思考,又具有一种对当代国际语境的未来塑造的可能性?
第三,从学习向自立迈进。我们要从学习向自立迈进。20世纪是中国狼吞虎咽地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但“自立”的精神却做得不够扎实。我们从这次展览看到了自立的精神追求。
彭 肜:我想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放在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中进行理解。
第一是全球和本土。这个话题显得比较古老,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仍然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结构性的特征。美国的学者哈维出了时空压缩的概念,这应该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的时空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认为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品质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可以随时方便地更换自己存在的空间,空间转换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交通信息迅速流通,世界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和这个相对立的就是本土化,当代社会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同时蕴含着民族、地域和人群的本土化的倾向,这样一方面使全球的艺术高度同质,跨国界流通,但同时地方性的知识越来越被推崇和强化。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觉得今天展览上的作品应该说也有着艺术家对全球本土这样一个独特的理解和处理。
另外一组是资本和审美。现在资本闪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不仅全面的渗透到社会和家庭,还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心智和情感。对于大众来讲,他们熟悉的艺术就是文化商品的艺术,受资本毒害的艺术是无能为力的。也可以看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必然处在资本和审美的二元对立中,大众在资本主导的文化商品面,像粉丝一样狂热,对于真正的审美主导的艺术,大众往往是一脸茫然。当代艺术常常流露出被遗弃的孤独感,又强化了激愤的心情。各位老师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反思质疑和批判消费社会的意愿。他们的作品建立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建构着我们的生存空间。
高 岭:这8位艺术家创作经验丰富,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艺术观念和思想的变革,是属于这个时代中中年艺术家里的代表。他们曾长期在一个城市,后来为了形成更加自由的空间,有的留守,有的出走,但不管怎么说,曾经的本土性和本地化给了他们一个很深厚的思想语境,这个语境不是传统的楚文化的语境,而是80年代的语境,那个时候湖北的艺术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很宽松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种比较扎实的创作和艺术追求理念。
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切题的,这些艺术家最早形成一种艺术群体或者现象,就是围绕着商业化和商业大潮。在座的8位艺术家有很多是这方面最早的群体成员,所以我觉得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敏感度,在座的几位艺术家应该都比别的艺术家都要强。这些艺术家并不雷同,每个人的风格都有很大的差异,都在坚守自己的个性,这是一种同步化的异质性的方式,每个人都比较独立,有个人的特性。
刘礼宾:今天看了展览之后,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印象里,武汉是一个生产批评家、美术史学家、思想家的地方,没想到这里的艺术家这么多!
第二,涉及到湖北波普,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再展开,中国的政治波普或者文化波普在中国的批判性,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比如魏光庆80年代的行为艺术作品和90年代的文化波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傅中望延续批判的思路,包括红旗和手机等等,他延续这种波普样式的创作也有很强的文化批评性。
第三,作为一个艺术家,真正的走下去是靠作品说话,批评性、转化性都是借助这个东西完成的。
第四,一个城市有中转,一种文化也有中转。武汉是九省通衢的地方,在这里艺术家的作品和城市的传统与文化是什么关系?城市文化和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家肯定不能满足于普通人的状态,必须转化在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中,真正和艺术语言、画面形成紧密的关系。
段 君:从今天的展览中能看出8位艺术家的工作底座和基础,即波普或对波普的反思、反省。
值得讨论的是中国波普的兴起是缺乏哲学根基的。美国波普艺术以分析哲学作为哲学基础的,分析哲学就是维特根斯坦对美国波普的影响,反映的是形而上学的空洞或非法,反对原理式的艺术理论,跟中国当代艺术的针对对象比较一致。我觉得在中国原理式的艺术或者艺术理论在今天依然非常盛行,这是一个值得警醒的地方。我认为,虽然当时湖北波普的兴起没有哲学的根基,但是有现实的根基,这个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生活的压抑和意识形态的空洞。
我始终认为波普是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湖北波普早期还是把社会主义的经验表达了出来。从整体上,我同意孙振华老师的观点,因为我觉得90年代以后,包括2000年以后的这10年,经过了所谓的物质化和最近10年的资本主导的局面之后,波普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艺术逻辑,这个逻辑在什么地方呢?它对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虚无的乌托邦有一些质疑,他们不希望到了天堂之后再获取报酬,我想这个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和资本主义生活里的一个冲突,我觉得这是今天的波普仍然具有可能性的一方面。
最后,我想到了艺术史上格林伯格的抽象表现主义衰落之后,他非常不理解波普艺术的诞生,他觉得波普艺术过于兴盛,只具有表面的挑战性,觉得波普表面很硬,其实内容很软,这对于中国波普中后期阶段有一定的道理。今天看到的《真相》等作品,我感到很高兴,这几件作品不仅外面很硬,而且内部也很硬,这是今后波普可以获得新生的真正关键所在。
李建春:我主要想谈一下在武汉的4位艺术家,因为我对他们关注和了解得比较多些。
首先是傅中望老师,我认为傅老师后来的作品实际是把榫卯材料的探索深入了,推进到了非常艰难和有争议的领域。他是把影像和声音作为雕塑或建筑的材料,我注意到他的“手机”,还有类似的木桩的作品都用了红布这个材料,材质的对比嵌入非常有深意,手机和声音都成了可以榫卯的东西,这反映了当代文化,即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现实。这个探索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魏老师的作品,我没想到魏老师这两年把装置做的这么好。这次参展的装置也延续了他一贯的文化主题。这次他做的反映传媒和资讯的装置,特别是一楼的作品里,里面那种单调重复的切割声效果很好,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肖老师一直是画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意象的作品,这一次他竟把写实绘画和他一贯的半抽象绘画结合起来,《中国魅影》左边的写实,反映一种当代景观,也就是右边原本风格的背景,肖老师把写实绘画当作一种资料性的东西,这实际上对写实油画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通过这种展览方式强调了绘画,又对绘画性提出质疑,把写实绘画定位到了资料的意义上去了。另外,袁老师有一件作品没有参展,叫《艺术娱乐人民》,里面已提出了微观政治或者说社区政治的问题,是关于湖北美院老校区的空间改造,对现在的美术体制和行政方式都提出了批评,这件作品非常新颖。
银小宾:看了这次展览后,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是早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从社会主义经验,中国古典文化经验出发来进行他们的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思考的。目前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人都在转向,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和中国古典艺术经验转身到当下,关注当下的人们的生活、社会、图象经验等等,不再是从初期的社会主义经验和古典经验出发了。这个命题非常好,展览非常有意义,抓住了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转向时候的一些特质。大家都对每个艺术家的作品做了很多阐释,我想谈我个人的一点感受。
我们讲资本时代具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当下性,也就是说不愿意去回头,注重当下的成就和可能性。所以这个“中转”里,如果讲的功利一点,更多的应该是在文化层面或者在观念、思想层面的一种转化和思考,在语言层面或者在叙述的形式层面好像还需要一些坚守,我说的坚守不是说一定要像前面一些朋友们说的一味的复制,把作品马上要转换成货币。语言形态的坚守,我觉得对于确立一个艺术家身份或者深度思考是有益处的,因为转换的过于频繁肯定在深度的推进上太肤浅和浮躁,深度推进不够,毕竟艺术不同于哲学和宗教,不能和其他的东西划等号,有一些特质,如果转换的太频繁,肯定在语言层面上会缺乏深度。一味的复制又会有投机的嫌疑,所以在这里面,怎么做一个适当的转换和调整,这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夏 梓:因为我在展览的过程中作策展助理的具体工作,我就展览本身和几位艺术家谈我的一点感受。
第一,从湖北波普到波普的创造。今天参展的几位艺术家,像李老师、杨老师等在当时的湖北波普中都是代表性的成员,在当时中国的波普直接受西方波普的影响,惊喜的是到后来这几位艺术家都有自己个性化的创作在里面。
第二,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这8位艺术家从相对封闭的创作状态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更加放松,忠于内心的创作表达的方式。比如,像方老师的《伞》,我已经很久没有再看到了,今天在展厅里看到的是很高的竹子,很自由放松;石磊老师的《非系列》也不同于早期要把房子盖好,更加自由和放松。
第三,我感受到了从革命到继续革命的很令人感动的精神。其实今天的展览非常值得当下年轻人学习,年轻人很大的毛病是喜欢逃避困难,但是对于今天参展的50、60年代的几位艺术家来说,我觉得革命一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一直革命,所以今天的展览让我们恰恰看到的这样一点。
胡 莺:以“三官殿1号”这个地理位置名词作为湖北美术馆系列艺术展的标题,使这一展览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很容易将人引向构建地域文化、树立本土品牌的思维中;但实际上,从“中转”展来看,它在试图显现某种地域特征的同时,也在模糊着地域的界限。本次展览的8位参展艺术家,都是出生于上世纪50或60年代,经历了8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的、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潮美术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并伴随着相关现象与事件频频出现于中国当代的艺术史中。方少华、李邦耀、石磊、杨国辛四位老师,是从湖北到广州;傅中望、魏光庆、肖丰、袁晓舫四位老师,一直坚守武汉;前者是90年代从湖北出走、并继续产生影响的艺术家的一个代表,而后者是留守武汉且持续推动湖北美术创作的重要力量。
在近30年湖北美术发展的历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是85、86年,源于社会变革大背景的新潮美术的涌动,包括创作形式的推陈出新和同时出现的各种创作团体,更为重要的是,以《美术思潮》这一刊物为依托的美术理论的繁荣与批评家现象;其二是90年代一些重要艺术家、批评家的出走与湖北美术短暂的沉寂;再就是新世纪以来多种美术机构的出现和创作的多元化趋势。“中转”展,其实是截取了这一连串现象中的有代表性的片段,将之重新诠释。
在展出的作品中,很多都是新作,有的结合了多种媒介来表现,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但在刚开始观看时,实在有一种不太适应的感觉,比如看肖丰老师的作品,并置的两种不同风格的画作,如果单独观赏,会觉得很自然,但放在一起第一眼看去会感觉有些生硬,细品才会逐渐了解到其中创作的关联与玄奥、才会感受到一种虽然有些怪异但很特别的美,因为我们习惯于看到此前脱胎于中国文化的、非常精神化的《中国光影》系列等作品;又如魏光庆老师的大型装置作品,第一次看也会觉得不习惯,因为我们习惯于看到他之前的极具文本意味的、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红墙》系列等作品;还有傅中望老师近期的作品,很多都是装置的形式,甚至还有他称之为“活动雕塑”的作品,这无疑是对雕塑创作表现方式的拓展,在视觉上也非常震撼,但我个人更喜欢他创作的“榫卯结构”、“异质同构”、《操纵器》、《四条屏》等纯粹的雕塑作品,尽管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根植于文化母体、源于对社会现实和生活的思考,并有着清晰的阶段性与一致的逻辑线。刚才所说的这种前后的转变,应该是统一于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和观念,同时也体现出不确定的因素。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和持续的思考、探索,才不至于形成某一种固定的模式,才会产生更多变化、生发出多种探讨的可能。
严长元:首先我觉得“中转”这个概念特别好,特别适合这个展览和现在的文化现状。因为中转是每个人都有的体验,经过了一个历程,到了一个目标之后,然后再向下一个目标进行转换。
第二,由湖北美术馆做这样一个展览,有这样一个主题的研讨,让我很感慨。一方面湖北美术馆有一个自主策展的意识,这个意识立足于对本土艺术家的挖掘和整理,它带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和思索。湖北美术馆在四年多的实践中给我们的提示,也是主题所回应的,就是艺术如何面对资本时代的汹涌来势,关注底层。艺术的可能性,包括美术事业发展的可能性就是立足于当代,关注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在8位艺术家共同的探索里,包含了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元素,如他们对文化冲突以及当代问题的文化方面的思考。
第三,大家谈到了全球化时代,所谓文化的全球化,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现实,但文化还是要保持特色。我们自己本土的文化已经非常好了,不必要一味去迎合某些资本和西方的浪潮,而是应摘取自己精华和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传承下去,不断的发扬,所谓的文化复兴根本的要义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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