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美术院

2019年11月5日下午，“命运墨皈——梁占岩、袁武、张江舟水墨艺术展·武汉站”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举行。研讨会由湖北省美术院副院长谢晓虹主持，参加展览的三位艺术家：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梁占岩,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袁武,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江舟；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许奋，湖北省美术院院长肖丰，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美术院原院长董继宁，湖北美术出版社原总编辑贺飞白，艺术家刘柏荣，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合美术馆馆长鲁虹，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叶军，湖北美术学院教授陈运权，湖北省美术院中国画创作研究室原主任吕绍福，湖北省中国画学会执行会长魏金修，武汉美术馆馆长助理宋文翔，知名艺术家朱雅梅，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钱忠平，湖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胡智勇，湖北美术学院教授钟鸣，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周灏，鄂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副主席曹晓凌参加研讨会并发言。

研讨会上，谢晓虹对参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就展览的举办作简要介绍。她谈到，展览成功举办，是湖北美术界的一件大事和幸事，要感谢三位老师对美术院的信任。梁占岩、袁武、张江舟三位老师是当下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代表性画家，并以各自鲜明的艺术语言和共同的审美理想表达着对生命的关切、对命运的思考以及精神的追问。他们的作品笔墨沉厚，带给我们强烈的艺术震撼。今天，借此机会，与湖北的批评家、画家一起进行交流和研讨。

肖丰作为“东道主”欢迎了到场的嘉宾们，他认为“展览在湖北省美术院举办，对于省美术院有提升和推动的作用，对湖北的画坛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交流意义”。油画出身的肖丰院长还分享了自己对三位艺术家作品的感受，他谈到，“首先是梁占岩老师，我读他的画感觉到他们三位比较而言，梁老师的作品更多的是精彩的细节和日常的描述，细节的累积构成民间的、巨大的、揭示社会命运的表现……第二位是袁武老师，他在梁老师的基础上更凝练了一些。他在凝练的基础上形成了很强的笔墨表达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艺术特点，用他个人的方式去呈现细节……张江舟老师的作品抽离了描绘对象的个性，整体群像如大型壁画般的对形象的整体概括，营造出史诗般的氛围。三个人比较起来梁占岩老师是在泥土和风尘中，袁武老师是已经抽离出来的独特造型在纸上，而张江舟老师宏大的史诗般整体的表现貌似没有个体，一个整体的组合形式了一种史诗的状态。”

鲁虹谈到，“三位艺术家是从学院风的写实体系、写实人物发展起来的，但是他们都超越了学院风，每个人都根据不同的题材找到了不同的造型特点。三个人各有特点，比如张江舟画都市，袁武画西藏，梁占岩画陕北……他们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很注重自己的独立的笔墨审美，在表达意象的过程中把中国传统强调的‘游观’体现出来了，‘游观’就是看，了然于心了再把意象画出来。用‘游观’的方式画三位老师应该是有所探索的，在整个画面当中把内在的意象传达出来了。今天我们只是临时看了三位艺术家的作品，简单说他们是写实人物画已经不准确了，他们的作品肯定有写实的元素，但是他们结合自己的感受和新时代的特点进行了创新，很难说是写实主义的绘画了。他们的作品有非常强的主观的元素，和中国传统的‘游观’的方式融合得很好。”

樊枫谈到，“三位老师根据他们的经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有很多年的创作实践，有非常扎实的笔墨表现，有非常熟练的技法，这几样东西是现在画人物画非常重要的元素。人物画有两大要素非常重要，一个是非常熟练的造型，这个造型不是为了写生才去造型，而是怎么样通过写生以后画的造型。第二个是非常扎实的笔墨表现。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是个人的特点也非常重要。只要拥有这三点，在水墨人物画里面肯定可以非常的突出……还有一个特点，三位老师把中国传统画的气韵生动强调得非常到位，非常注重这一方面，人物画都有把它当成山水画和花鸟画的意境。比如袁武老师把人物当成石头在画，有时候把比例放大了，这种状态就很容易显现出来，梁占岩老师把人一变形、一压缩了以后，他们在比例上、视觉上、节奏上通过一系列的实践立马就和以前的徐蒋体系拉开了距离，所以具有时代性。”

叶军谈到，“我们在学校更多的是从教学的角度对中国画进行传统的、当代的、现代的教学，通过教学再思考一些问题，三位老师实际上已经在水墨人物这一块做得非常突出了……三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当代艺术的方式和视角在水墨里面运用得非常好，因为中国画一谈就是说诗书画印或者笔墨，这个是绕不开的，从这个角度三位老师已经跨越了很大的一步。今天我看到了袁武老师的系列肖像画，刚才我们还在下面议论这一组作品，里面几乎没有雷同的，从人物的造型和用笔用线都有个性的表达，但是又服务于一个相同的主题。”

陈运权谈到，“在三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他们的作品大不仅是尺幅大，而是构图和安排画面的张力是大的。关于变形的问题，变形这个问题多数人谈的时候实际上是带有时代性的，三位老师的画在变形的问题上主观自动的在做，而不是说刻意的追求变形，在徐蒋体系那个年代以后的画家当时很多是人为的在追求变形，就是要从中国传统的样式中要让自己自由，但是我认为他们总有一点枷锁，就是有一点被那个时代困住的感觉。往后走，看到三位画家的画，我觉得你们已经不把变形当成一个问题了，这个非常好，就是纯粹的艺术家的个人的表现。”

宋文翔谈到，“三位老师在用笔、用墨的表达上有各自的特点，没有共性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用笔、用墨方面，他们都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这个就是最大的特征，就是能够和别人形成不同的笔墨表达方式，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笔墨内化为自己的需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谈一下三位老师的图式，在图式表达上我个人认为他们做到了自我表达。自我表达是一个重要的词，就是他能够把感兴趣的物象、人物通过自己的方式、自我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三个方面是个性，个性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位能够达到大师级别的艺术家，他的个性都是非常鲜明的，我觉得三位老师的个性已经够鲜明了。”

钟鸣谈到，“前面几位老师都谈到了风格和笔墨等等，个人觉得三位老师的作品首先有中国正大气象的大气，三位老师的作品都具有非常宏大的气象。另外三位画家的图式各不相同，比如说张江舟老师的作品非常现代，虽然是用传统笔墨的方式表现，但是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现代的，一点都没有老气的东西在里面，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值得我反复的揣摩和学习。无论是图式还是笔墨，我觉得三位老师有自己当代水墨人物画的特性，而且他们还这么年轻，未来的变化还可以很大，我期待三位老师更加辉煌、更加灿烂的大作呈现。”

胡智勇谈到，“我简单说两点：第一，一些文章说到他们的画和文人画拉开了距离，但是我觉得三位老师和传统太接近了……三位画家他们是这样的一种延续，创造了新的高峰。我一直从事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和教学，我感觉到非常困惑，我们从徐蒋体系到写生，再按照写生的方式创作，感觉非常吃力，笔墨得不到张扬，情感得不到表达，很被动。从三位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像灯塔一样，所以不敢批评他们，这是我的一点感受。第二，三位老师的造型意味、造型处理包括笔墨的情感表达，我们在教学中怎么融合造型训练和笔墨训练？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希望三位老师可以给我们解惑。”

贺飞白谈到，“第一，中国水墨画如何发展？发展的方向如何把握？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水墨艺术从理论、思想呈多元的态势发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究竟怎么把握，发展方向是什么？我觉得这几位画家义无反顾的把握得很好。第二，三位画家一方面植根于传统，一方面植根于生活……植根于传统和生活这既是几位画家取得现有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以他们的作品和经验为中国画发展方向提供了实证和案例。第三，如何在长期的创作实践和积累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作品鲜明的个人特色？……一幅画的生成如同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比喻更为深刻。我以为这个新生命的形成既包括了画家艰辛的劳作和对于艺术的虔诚态度，也是画家自身生活的积累，以及学识、修养和知识的结合。第四，几位画家能够非常熟练的掌握和非常熟练的运用水墨画的技法和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画的创作也应该多画一点山水和花鸟，因为山水画里面的技法是非常重要的，而花鸟讲究简而达，对于约定成俗的传统的笔墨要求很高，所以反过来对人物画是很有好处的。”

许奋谈到，“第一，特别真实。这个真实是通过图像给我们带来的，而且这个图像带来的真实是能看得到艺术家的激动和对描绘对象情感的寄托而形成的共鸣的真实，这种真实特别有感染力……第二，特别有情感。三位艺术家的画面不同，但是都有非常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画面很容易让我们有情绪性的激动。当我们看到画面和对象的时候，就可以使人产生联想，能够把我们的情绪、把我们的情感带到画面当中，并且寻着画面和艺术家的情感产生联动……第三，特别能表达。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山水画或者人物画，这些似乎看上去非常规范，笔墨也非常有趣味，但是三位艺术家没有拘泥于这些笔墨的技巧的约束，而是把这些东西很自然的作为情绪和思想表达的部分进行了自然的流露。这种自然的流露既体现出现实主义对生活的体验，也表达出表现主义在画面运作过程中的情绪的流露……第四，三位艺术家的作品从画面的表面上看是非常感性、非常情绪化的表达，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在画面背后非常具有学理性的学术思考……第五，三位艺术家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在体制内创作单位和群体里面，同时在大城市里面生活和工作，但是他们关注的生活点、所取的创作内容的素材都与自身的生活拉开了非常大的距离，以至于让人感觉到他们对于生活和他们所取的题材的视觉敏感性。”

朱雅梅谈到，“画画的人挺嘴拙的，比如我们看画的一瞬间，如果三位老师在旁边，我可能看到某一张画会请教他们，但是具体让我去解读是挺难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以个人的尺子在衡量别人，就是以自我在看他人。画家看画家的画没有更多理论上的东西，更直接的是从造型或者笔墨出发，或者有心灵相通的时候，造型的感觉一下子你和他搭上了那根神经，那就对了，无需多少语言，这种默契我是特别喜欢的。”

钱忠平谈到，“三位人物画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得挺好的，比如张江舟老师有都市的感受，对于都市年轻人鲜活的生命力有个人的感受，同时画面有自己的呈现方式，也有超现实、虚幻的当代意味在里面。梁占岩老师的画面有挺朴实的土味在里面，这种感受我觉得也挺好的。袁武老师我自己感觉更加懂一些，什么地方该用线，什么地方该用墨，什么地方墨色该重一点，什么地方该用墨痕带过去，他的这种技法非常令人我敬佩，就是说能够叫神完气足……水墨绘画在当代艺术中是偏边缘的，但是恰恰是边缘使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如果能够做得好，我们那么多的资源如果能够接得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要努力的。”

曹晓凌谈到，“我虽然平常很少接触三位老师，但是我关注他们的时间很长，他们的绘画语言应该说是在传统和现代中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对生活很执着。张江舟老师的画用我们的话说叫很浪漫，梁占岩老师画得很大气、很奔放，袁武老师是我最喜欢的人物画家之一，他对生活的观察都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中。我从三位老师身上看到，首先他们在粗放和精细之间。我说的粗放和精细不仅仅是指画画，还包括了思维方向和审美取向。三位老师画的是粗放的，但是有些细节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三位老师当简的简、当繁的繁，虚与实也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并且三位老师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周灏谈到，“80后这一批的艺术家和我们刚才三位老师或者前辈思考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60后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有很宏大的叙事，这种叙事跟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密切关联的，就是与个人的生活包括当时的社会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现代的年轻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流行的是微生活，他们关注的是很细微、很当下的碎片化的生活，而且很直接。比如我看袁武老师的作品我觉得很震撼，但是你看年轻人的作品是很细腻，而且很当下。所以我觉得三位老师传承了徐蒋体系的脉络，并且进行了自己的拓展。人物画的发展其实就是一百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一百年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来看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位老师还是相对具象的表现，就是现实主义的类型，但是年轻人和当下关联更紧密的创作。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再看三位老师创作的意义就非常大了，他们创作的是宏大的命题，他们身上有很厚重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厚重的东西在我们年轻一代身上也是应该继承的。”

吕绍福谈到，“我觉得这个展览不仅是一个展览，这个展览把全国领先的人物画的高手一块请到湖北来，对湖北的人物画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跟高手交流你才能够得到很多的启迪，你才能够找到学习的方向。为什么全国的人物画家那么多，但是他们三个可以走到一起？我觉得他们是和而不同，这个和就是他们对艺术本原的把握，他们对艺术深度的研究，他们对人物、对人生、对朴实情怀的关注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他们三个可以走到一起。我觉得这次的展览表面上看是一个展览，但是深远的影响在以后会慢慢的显现，所以我感谢三位画家，让你们的艺术理念和对民生的关注可以对我们起到深远的帮助，就是他们的作品中对当代年轻人的焦灼和现状的表达是很到位的。”

魏金修谈到，“我自己是一个花鸟画家，我当时很感叹，按说在中国历史上人物画是排第一难的，他们为什么可以把人物画画得那么自由和随心所欲？就是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这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肖丰院长和谢晓虹副院长做了一件大好事，其实你们做的是国家队对地方队的‘精准扶贫’，是扶咱们创作的贫，创作确实需要高水平的画家的指导。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多展开高水平的活动，才可以使底下的创作取得进步。”

刘柏荣谈到，“今天到现场看了你们的画很感动，到底是代表了中国画院，代表了首都最高层面、最顶级的画家，他们做的是艺术家做的事情，他们是职业的画家，这一点我很感叹。我仔细的看了画册，包括每一幅画，三位老师都有自己的追求。从张江舟的画面中我看到了对命运的抗争、对艺术的追求、对人生的追求，说实话袁武和梁占岩都属于表现主义，但是他们不像过去文人画的表现主义，他们可以和实践结合，所以我看了以后感叹很深。我们今后要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有学术价值。”

董继宁谈到：“三位艺术家分别来自中国国家画院和北京画院，两大画院都是以“民族精神，国家美学”为创作主旨，引领着中国绘画的创作与发展；而他们三人则是在中国当代水墨人物画创作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三位艺术家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人物绘画，不是简单地用讲故事的方法表达，而是用他们的所思所感来诉说自己的情感和感受，这一点上他们已进入到一种自由的状态。另一个挑战是对命运的思考，他们有共同的思考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作品的面貌。画展的主题“命运墨皈”就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内涵与人文哲思，体现出三位艺术家对中国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绘画命运、水墨语言、时代精神为内核的深层次的追问与探寻。我想用三句话概括一下，梁占岩的画是自度度人下的命运关怀，袁武是山净水明的命运境界，张江舟的画是高天厚土下的命运律动。”

参加展览的三位艺术家也分别作了发言。梁占岩谈到，“展览的名字‘命运墨皈’是我们三个人和王鲁湘先生一块确定的题目。命运是一个挺沉重、挺有分量的词语，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感觉还能触碰这么一个神圣、沉重的字眼，因为我们有将近60年的人生体验和经历。有一个说法，我们的作品是在一个大的压力下产生的，来自于我们生活的基础，来自于周围的环境，也来自于我们人生的经验。所以到了60岁的时候我们试图通过作品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希望把多少年在绘画和笔墨造型上的积累、绘画形式上的探索，可以找到一个更加饱和的点，保持自己相对纯粹的情感，也留住真诚的状态，所以画了这一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