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美术院

在座嘉宾：（从左到右）肖丰，钟孺乾，傅中望，方志凌

2019年12月5日上午，湖北省美术院举办了“化古开今——1988-2019湖北群体艺术研究展（钟孺乾、傅中望、严善錞、肖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策展人方志凌主持，参加展览的三位艺术家：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钟孺乾，湖北美术馆艺术总监傅中望，湖北省美术院院长肖丰；湖北省美术院副院长谢晓虹，来自省外的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端廷，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郑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顾丞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创意媒体设计系主任杨小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夏可君，上海油画雕塑院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李诗文，雅昌艺术网执行总编谢慕，来自我省的嘉宾：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湖北省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沈伟，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武汉美术馆馆长助理宋文翔，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原主任项金国，湖北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光庆，以及湖北美术学院办公室主任张炼参加研讨会并发言。

研讨会上，方志凌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就展览的举办作简要介绍。他谈到，“‘湖北群体展’是省美术院保留的学术展览。去年的‘敢为先行’是第一个展览，这个展览主要是70年代后期开始的老画家，最开始具有探索精神的老画家的展览。湖北的群体非常多，接下来做什么展览？我们后来结合当下的状态，中国艺术的转型，从当代的角度转向对自身文化的审视，找中国艺术自身的文化特性，从中西方怎么样去融合这个意义上来做‘化古开今’。首先，中国传统其实也包括了西方的传统，包括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传统，这都是一种“古”。‘今’就是面对中国当下和当代社会的感受。4位艺术家以前一直很难说是一个群体，他们在80年代末开始有这个倾向，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做一个‘化古开今’的展览，在当下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

谢晓虹作为“东道主”欢迎了到场的嘉宾们，她谈到，“‘化古开今’这个展览是继去年‘敢为先行（1976—1985）中国画探索研究展’之后，由我院自主策划的第二个群体研究展。群体研究展是以省美术院的艺术家为研究主体，同时辐射到全省的一批优秀艺术家来进行的系统持续的梳理和研究，也是肖丰院长上任之后重要的学术举措，这对省美术院历史的梳理和学术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两年也得到了全省艺术界的认可和肯定……本次参展的4位艺术家以自觉的理性的艺术觉醒方式，持久地进行着艺术实践，并在当代的艺术格局中有着各自的定位和坐标。他们在强调个体体验和个人化语言的过程当中，又能从各自的文化框架当中抽离出中国文化符号以及美学思想加以丰富和拓宽，并且赋予了新的视觉体验和精神内涵，从中生发出能够切入当下生活和情感的艺术方式。难能可贵的是，4位艺术家始终都把作品的当代意义和时代意义作为自己的艺术诉求，化古而开今，形成4位艺术家的共同特质，共同构成本次展览内在一脉相通的精神。这是站在省美术院的角度上，我想对‘化古开今’作一个新的诠释。”

王端廷谈到，“ 湖北艺术群体，既无组织上的严密性，又无观念上的一致性。湖北美术的地域性是比较弱的，它与全国美术的发展是同步的，甚至在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常常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这个展览的主题叫‘化古开今’，它的含义是这4位参展艺术家的创作是古代艺术当代转化的产物。但是，这个古代不是地域性的古代，不是战国时代的楚文化的传统，也不是明朝江夏派的绘画文脉，湖北美术应该放在中国现当代艺术整个发展进程中来考察。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的不是湖北美术的地域性特征，而是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的代际特征。这种代际特征，与整个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是同步的……所谓艺术家的格局就是眼界的大小，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成功的艺术家，他的成功和原因是互为因果。我的观点是中国艺术家还是要有更宏阔的视野来关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命运。”

郑闻谈到，“这次展览叫‘化古开今’，我联想到最近经常提的“文化自信’。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自信为什么刻意去谈它？它本身就在。从4位前辈老师的创作里，其实看到一种从来就没有断裂的现代性的精神，中国现当代艺术其实从来没有断裂的现代主义精神……如果仔细去研究4位老师整个创作的历程，其实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艺术转化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转化方式，他们的创作都是非常优秀的样本……4位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情感上或者说从艺术本身是非常自发的，这种自发体现了他们在吸收外来形式的影响、或者说在实验的同时，他同中国本身的或者他个人的生活经验、历史背景、情感表达、个体生命的体验发生了密切关系，这一点是这个展给我们非常大的影响。”

顾丞峰谈到，“这里我相对熟悉的是傅中望先生的作品，他在90年代初期也是中国雕塑从传统雕塑走向现代雕塑、走向当代的领军式的人物。无论是1993年在杭州举办的青年雕塑家邀请展，以及中央美院1995年的五人展，都是标志了一个时代的出现……钟孺乾先生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重彩和自成一格。在国内，无论是水墨还是把重彩结合起来，这种风格很难找到很相同的……钟孺乾的创作倒不是一种讨好的话语，他讨好自己就行了，更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自己喜欢这样去表现，而这样一个东西又可能自成一个风格……严善錞先生的作品，我以前看得不太多，如果存在焦虑或者不适，那他的作品是最没有焦虑感和最没有不适感的，虽然在评价当中谈到‘元气淋漓’，但他更多的是注重自己的情趣……我感受到肖丰先生作品当中某种焦虑或者是不安的东西，这样一种东西是可以进行发掘，是区别于其他人。在很和谐，而且以往都认为是江南文人的文化当中，有一种不同的视觉，得到一种不同的感觉和感受，它更加有独特性和价值。”

杨小彦谈到，“所谓传统必须指的是当下，或者说对当下发生影响和发生作用的那一部分才叫传统，如果不激活这个传统，如果没有人研究它，它就待在仓库里……只有‘化古开今’，或者只有把我们所认知的传统的某些重要的因素让它被激活，以一种新的方式存活在你们的作品当中，我想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传统就是当代，当代就是传统……这个展览又一次给出一个证明来，首先是肯定不存在传统原教旨主义，所谓传统必须被激活而活在当下，它才能真正地继承传统。而那些没有被激活的传统，没有被研究的传统就是古物，放在仓库里，我们不看它时它就不存在，我们看它时它才存在。用王阳明的话说，看到山中花时它才灿烂，看不到呢？这个展览充分说明这个道理，而且这个问题应该要以理直气壮的方式来证明，我们才是真正的传统的创新者，因为我们把它激活了，我们让它变成你们的作品。”

夏可君谈到，“ 第一，历史感。面对这4位艺术家作品时，它跟北京、上海不一样，北京是要把中国艺术往国际上推，上海是要把西方大师作品往国内引。作为在中部武汉、以及生活在湖北楚文化氛围下的艺术家，他们能做什么？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早过了知天命的艺术家，他其实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历史感……第二，一种深层的雄心。这种深层的雄心，大概只有楚文化的人能够有这种深层的雄心在里面，他能够走得很远……第三，自由的反思性。我自己是在80年代武汉的氛围下长大，4位艺术家也是在80年代，包括后面说的与美术院的关系。整个80年代武汉哲学的反思力是非常强的，在4位艺术家作品中可以表现出来。第四，持久的韧性和柔和的耐力。这种持久的韧性是北方的艺术家和过于西化的艺术家没有的……中国传统所谓的美是在一种烟光虚影里面恍惚的美，那种时间的瞬间停留里面所形成的一种忘掉自我的神幽的意境，这是真正中国艺术在当代不同于观念艺术、不同于西方表现性美的、可以化解虚无主义的，这样一种艺术行为语言，在4位艺术家可以看得到这种虚薄的气息。”

李诗文谈到，“21世纪，我们的艺术家面临更多的使命是如何把绘画，已经具有现代性表现特征的绘画与中国在当下发生联系。‘化古开今’其实和时代是紧紧关联的，尽管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命题，但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使命……钟老师作品里可以看到文人气的一面，富有自己特点的笔墨，表现大写意的表现性，而且作品中间结合了重彩的表现方法，有很强烈的文人气息在里面。这是源自于荆楚文化中间原始的、有极强生命力的色彩表现和一些符号特征，是属于民间的，属于传统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中间最基本的支撑点就是情感支撑点，就是对杂技表演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三个东西综合在一起形成了钟老师很独特的绘画基本面貌……傅老师的作品是把中国传统阴阳的概念，把中国荆楚文化早期庙堂里面的礼器，去除了它的使用功能、社会功能、象征性功能，装饰功能，还原了本质阴阳结合，阴阳化身和转变的状态，材料、木头、基本的木材的木性也在结构中间得到了充分体现……严老师对传统研究非常深，他把水墨表现的第一手感粗浅性的表达，通过版画再进行转换，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可以解读的关联空间……肖老师是非常敏感的艺术家，他作品各个时期的风格基本对应了湖北当代艺术创作各种不同时期主流风格的状态。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敏感性，一方面显示出他知识的广博性。”

鲁虹谈到，“4位艺术家的作品说明只有立足于‘开今’，‘化古’才有意义。‘开今’说具体一点，其实要立足于当代艺术家当下的感受，否则‘今’就没有意义了。其实‘化古’这个词这里面是一种方法论，‘化古’不仅仅是‘化古’，实际上里面很多都有西方元素的参与，在‘化古’过程中也要融合西方的东西。用一种当下的眼光来过滤他们认为适合他们的传统，然后把它转化成了当下画；用一种比较个人的、当下的感受，和中国的眼光过滤一种西方的元素，使其中国化，在这样的过程中使两者创造自己的风格……传统在你没有创造、没有集合、没有转化的时候，它不可能发挥作用。这个展览很好，说明了我们的传统是一种资源、是一种身份，是全球化背景下和西方对话，保持一种文化差异很有效的方式。日本有位作家叫今道友信，他说看到中国古代诗词的时候，比如说看李白，他是看到今天的李白、今天的杜甫，我们在座艺术家的方法论是一样的，从古代的作品中找出今天的元素加以放大，然后创作自己的作品……总而言之，这个展览做得非常好，它选了国、油、版、雕，一个画种一个，代表了湖北的艺术家向传统学习，借古开今的过程。”

沈伟谈到，“今天这个展览讨论哪里呢？它是对群体性现象研究的呈现。这4位艺术家不光是在湖北具有代表性，在全国各个领域当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对于他们个人所积累的各种评论，累计的评论和研究其实已经非常多了，我对他们单个不多说了。从我特殊的，比较近的角度——因为过去在省美术院我们同事工作过——对那个地方一种特殊感受性的东西……（省美术院）一直有一个很特殊的氛围，它有一种理性的气质，或者说有一种理性的向往或者追求。当然，我说这个理性并不完全意义上来自于哲学和文化史概念，而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当中，相对于自由发散式的艺术家的感性而言，它有这样一种意识……‘化古开今’可能具备成为当现在年轻一代艺术家希望得到前面一代人的影响或者相互沟通交流的状况下，继续在湖北的艺术、在未来整个中国的艺术圈，进一步找回影响力、累积创作的成果、然后产生新的有影响力人物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停留在现在谈的这4位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个人成就上，这个是展览非常优秀的地方。”

冀少峰谈到，“‘化古开今’是非常正能量的展览，它体现出什么？从4位艺术家的作品当中看到了湖北的自信，看到了中国的自信。你一讲中国的自信，首先要有区域的自信。比如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湖北要有故事，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大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和今天的文明怎么样去结合，和当代的社会怎么去相协调。我们习惯于讲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换，其实4位艺术家都自觉地践行着这个东西，我从这真正看到了守正创新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从哪开始？从‘化古开今’开始，从“敢为人先”开始，从正能量开始，这就是我们的正能量。而且它会影响一批人沿着一个正确的轨道走，年轻人如果没有这种引领那很可怕的，一不留神走入一种江湖套路就太可惜了。肖丰院长明年怎么做、后年怎么做，这个是我们要思索的。‘化古开今’不仅仅是现在，它是指向未来的。”

宋文翔谈到，“什么是‘古’？什么是‘今’？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古’和‘今’是相对的，从我的理解方式来讲，其实就是一种传统当代方式的表达，如何把传统转化成当代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这个展览的呈现方式，就好像用一台单反相机的长焦镜头拍一个东西，既有近景的，也有远景的，把它压缩到一个画面上来，这是我看这个展览的特征。一张图片既有远景，又有近景，各个艺术家既有以往的东西，也有当下的东西，很明显对应了艺术家创作从前和当前的状态。这种变化它其实还是有内在逻辑的一贯性，以不断转化连成的创作，内核是清晰可见的。创作的时间压缩的感受是很明显的。另外，这个展览可以清晰看出4位艺术家思想上的语言转化。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其实就是通过作品来思考和表达的思想家。”

项金国谈到，“钟孺乾的画是一种生命的轮回，‘化古开今’是有意无意之中，他把巴楚文化中楚人楚物的东西全部融入了自己的画面。难道一定要像85新潮刚刚冲击时非常冲击的、非常刺激的、非常打眼的方式才能写进美术史吗？我觉得不是……关于榫卯结构，当傅中望大量作品出来以后，很多人就在旁边预言：‘我看他这个榫卯往后再怎么榫卯。’其实语言是无止尽的东西，凸与凹、榫与卯，傅中望曾经自己写过十大关系，阴阳关系、男女关系，都跟榫卯有关，可以无穷尽的发展，发展到今天他还在继续他的榫卯……严善錞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做这样的作品，要从他的背景去理解，你就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我今天在美术馆看严善錞的作品，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肖丰年轻时冲劲十足，后来画了中国光影……其实中国光影里面内涵非常的深厚。虽说很简单，但是内涵非常深厚，可以是这的光影，可以是那的光影……一个人一辈子在他的领域里面哪怕对这个时代有一点贡献就应该肯定，不是说翻天覆地，不是说推翻一个东西再来全新立一个什么东西，文化不是那样子的，文化是一点一点往前推进的。”

魏光庆谈到，“4个人走到一起，首先是一个缘分，因为他们曾经或长或短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们正好构成了了国、油、版、雕这几个画种，都是科班出身，都是从专业院校出来的，所以或多或少，当他们在找自己的语言时，一方面要考虑自身作品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走下去，找到自己的观念。作为一个艺术家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纠结也好，或者有痛感也好，都很正常，艺术家所要表达的东西最终还是用视觉说话……今天‘化古开今’这个展览的做法更注重的是一种学术性，而不是一个聚会，是做真正带有研究性的东西。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了‘歌舞升平’、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大家要静下来思考，对有些事情重新再研究，每个个体对自己有一个反思，这个意义可能更大。”

张炼谈到，“4位艺术家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共性，他们都不拘于传统、不拘于过去，也勇于探索，并且将传统进行了活化。因为传统如果没有活化——就像现在特别时髦叫‘非遗’——如果所有东西成为‘非遗’，就没有必要再去活化它了。4位艺术家最重要就是把传统进行了活化，并且带给我们很多思索，这是我最大一个感受。因为如果传统没有活化，它永远是一个传统的东西……肖丰将省美术院的系列展览做下来，让我对省美术院也有新的认识……刚才看敢为人先有很多体系，其实武昌艺专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体系。所以说对于我自己的工作也好，对于更多的人也好，是一种帮助。这个展览确实对湖北的学术界和中国整个当代艺术的研究都非常有价值。”

《秋》综合材料  82x52x5cm  1998年